世守其業(yè)的茶商
徽州山區(qū)盛產名茶，尤以休歙所產的松羅茶最受消費者的歡迎
。宋元以來
，徽就已開展以茶易米的活動，以補當地糧食的不足
。明清時期
，徽州
茶葉的銷售大增。于是茶葉貿易遂成徽商經營的“巨業(yè)”
，徽人中也出現(xiàn)了不少“世守其業(yè)”的專業(yè)茶商
。
歙人許承堯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統(tǒng)年間，就已遠赴居庸關從事販茶活動了
。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趨活躍
。清朝乾隆時，徽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7家
，茶商字號166家
，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
、九江
、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中
，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
。浙江烏青鎮(zhèn)的茶葉店幾乎全是徽商開設的。為了擴大貨源
，徽商底盤在外省他鄉(xiāng)采購茶葉
。清朝在江西發(fā)放茶引，征收茶課的事務大部分都交由徽商辦理
。
明清時期繼續(xù)推行“以茶治邊”的政策
。為了嚴格管制四川、陜西
、甘肅等地茶葉的產
、運、銷
，官府實行招商中茶之法：或令人向邊塞交納銀米而酬給茶引
，或令人運茶至茶馬司，以一部分納官
，另一部分歸商人自賣
。徽商在這種中茶活動中也十分活躍
。明末歙人汪伯齡就曾貸資入蜀“榷茶雅州(今四川雅安)”
，不久成了大富商
。他家“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常滿
。推牛結客以為?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薄Ｇ宄滴鯐r
，歙人李遴入川販茶
，后來成茶商首領，眾商納課辦引都由他統(tǒng)一辦理
。
明清時期
，茶葉還是一種重要的出口貨物。廣州外商采購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羅茶
。相傳徽州茶葉向為廣州行商所輕視
。清朝嘉道時，廣州人張殿銓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
，建議他們改進制茶技術
。后來殿銓在廣州城西十三行街開設隆記茶行，專收皖南
綠茶，果然受到外商歡迎
。從此，皖南綠茶暢銷海外
，殿銓本人也成了百萬富翁
。隨著徽州茶葉外銷量的增加，徽人販茶入粵者也越來越多
。道光二年(1822)
，廣州發(fā)生一場火災，許多徽商的茶葉化為灰燼
。婺源茶商詹世鸞為了資助受災者還鄉(xiāng)的路費
，總計用銀不下萬兩。長期以來
，徽商都是經由江西內地投茶入粵的
，由于茶葉外銷量增加，這條運輸路線既費時又費力
，于是許多“閩
、浙商人”乃改由海道販運茶葉。清政府為防止商人“夾帶貨物私賣”
，乃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下令
，禁止“出洋販運”。這條法令表明，當時由海道運茶的徽商已經大有人在了
。
湖北武漢的茶葉市場在哪里
武漢香港路茶葉批發(fā)市場,始建于一九九七年,是湖北省首家大型專業(yè)茶葉批發(fā)市場,市場內,云集西湖龍井、洞庭碧螺春
、黃山毛尖峰
、君山銀針、祁門紅茶
、武夷巖茶
、信陽毛尖、六安瓜茶
、太湖猴魁等國內十大名茶;匯集湖北十大名茶
、二十佳名優(yōu)茶等
根據材料三和所學知識分析徽商繁榮和衰落的原因有哪些
徽商，又稱徽州商幫
，即古徽州所轄歙縣
、休寧、祁門
、績溪
、婺源、黟縣六縣商人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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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探洜I范圍普遍，“其貨無所不居”
，且經營方式多樣
。國內關于徽商的研究的興起始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并于八十年代后迅速升溫
，開始成為一門顯學
，至今已頗具規(guī)模。而由于徽商的興衰軌跡與明清時社會經濟發(fā)展脈絡有著同一性
，因此
，對徽商興衰原因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的了解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情況
，并對現(xiàn)今安徽商人的崛起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具體說來，徽商的發(fā)展經歷了興起
、暫時性衰落
、中興及衰落解體四個階段。本文將以徽商發(fā)展的基本脈絡為線
，以其所經營的鹽
、典、木、茶四大宗
，主要是鹽業(yè)和茶業(yè)為例
，結合具體史料及相關研究成果，重點分析其興起與衰落的原因
，進而得出徽商興衰的啟示
。
一、徽商興起與興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從商的歷史由來已久
，然而作為一個整體
，徽商萌芽于東晉，生長于唐宋
，興盛于明清
。具體說來，先有徽人從賈之風興起于明代的成化
、弘治年間（1465-1505年）
，又因徽州商人經營有道，資本得以迅速積累
，并在當時各種條件的推動下結成徽幫
，逐漸發(fā)展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一。下面將對徽州商幫形成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
。
（一）徽人從賈之風興起的原因
徽州
，晉時稱新安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稱徽州
。其地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
，位于皖南山區(qū)，自然資源豐富
，種類繁多
。正如其民諺所言，“七山一水一分田
、一分道路和莊園”
，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積較少
，且土壤多呈酸性
，決定其地質不適應糧食作物的生長，反而適于茶葉
、竹木等經濟作物的種植
。而徽州“食糧必須由境外供給，土產物不能不和鄰近產米之區(qū)交換
，山路崎嶇
，陸行雖不便利
，但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無礙，足以供山區(qū)物資運輸的需要”[1]
，距離全國大市場較近的地理優(yōu)勢也為徽人從事商業(yè)貿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條件
。此外，據記載
，徽州自然災害較為頻繁
，明代災害發(fā)生頻率大約是八年一遇，清代則不足六年發(fā)生一次
，而徽州人口增長尤為迅速，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經商以謀求生計
。這些皆為徽人從賈提供了客觀條件
。
徽人從商之風的興起，不僅是因為其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
，還有著深刻的人文和社會緣由
。徽民向來勤勞
，不辭勞苦
，經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后
，有著“東南鄒魯”
、“理學之邦”之稱的徽州倍受人們關注；朱子理學和陽明心學勃發(fā)
，這也導致了徽人對仕途的渴望
。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徽人唯有從事經商這一厚利之“末”業(yè)才能支撐其“本”業(yè)
，為了“業(yè)儒”需要
，徽民也往往選擇經商之路。此外
，“因為徽州的耕地有限
，地價極貴，單靠兼并土地這一手段很難滿足豪門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
，于是經營商業(yè)也成為他們擴大財源的一個重要途徑”[2]
。
除了有經商的動機，當時的政策也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
，地租大多由實物轉為貨幣，這就大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及社會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進一步推動了全國長途販運業(yè)的發(fā)展
。明中葉對食鹽實行“開中折色法”，有著兩淮鹽場之地利的徽商漸漸排擠了山陜商人，于成化
、弘治之際取得了食鹽銷售的壟斷權
。“明代的兩淮鹽利最大
，徽商在兩淮鹽業(yè)中取得優(yōu)勢后
，便迅速擴充了財力。他們或在經營鹽業(yè)的同時兼營其他商業(yè)
，或支持其親友同鄉(xiāng)從事各種商業(yè)活動
。這對徽州商幫的形成與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此外
，徽人鄉(xiāng)土宗族觀念較重
，不僅要依靠經商投資族人教育，在外經商者往往依靠宗族關系結成整體便于互相照顧及增強競爭力
，這也成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個體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商幫的原因之一
。
（二）徽州商幫的形成原因
徽人經商之風既已形成，在明清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
，徽州商幫于成化
、弘治年間逐漸興起，并且不斷壯大
，最終成為影響深遠的中國十大商幫之一
。具體說來，徽州商幫的形成原因有三個方面
。首先
，明清時期社會較為穩(wěn)定，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
，商業(yè)資本開始膨脹
。這一時期，在中國的部分地區(qū)部分行業(yè)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
，這同時也刺激了商業(yè)貿易的繁榮
。其次，成化
、弘治年間徽人從賈形成風氣
，并有了足夠的富商成為其中堅力量。再次
，全國商業(yè)競爭加劇
，山陜等商人紛紛結成商幫，這使得徽州商人意識到有必要結成商幫團體以增強競爭力
。最后
，徽州厚重的鄉(xiāng)土和宗族觀念深入人心
，一人從商往往眾多同鄉(xiāng)人追隨，更容易結成商幫
。
徽商興起后
，其對市場規(guī)律的準確把握，加上廣泛的經營項目
，多樣的經營方式
，使得其在全國的商業(yè)競爭中迅速占據了優(yōu)勢地位。而明清時期全國十一大鹽場
，兩淮鹽場居主要地位
；而徽商據地之利與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陜商人而壟斷兩淮之鹽利
；徽州多紅壤
，適宜優(yōu)質茶葉的生長，并且多山的地形也適宜竹木等植物的種植
，因此茶、木貿易一直是徽商貿易的重點
；典當業(yè)多厚利
，而“經商和放債是徽商賴以謀利生財的兩個主要手段”[4]。故徽商經營的重點則放在鹽
、典
、木、茶四大宗上
。正是因為對這四大宗的合理經營
，徽商在成化、弘治至萬歷年間逐漸壯大
。
（三）清代徽州商幫發(fā)展至鼎盛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
，徽商的發(fā)展階段并非一帆風順。由于朝代的更替
，徽商曾于萬歷后至康熙中期（1662-1722年）一度衰落
。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封建政權的橫征暴斂；二是戰(zhàn)亂波及
。具體說來
，作為封建時期的末業(yè)，商業(yè)一直是統(tǒng)治者壓榨的對象
。明代末期政治腐敗
，清前期社會尚不穩(wěn)定，統(tǒng)治者對商人的壓榨都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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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迨犯濉飞蠈矣杏涊d王朝建立之初
，經常蠲免各省補賦，并出錢賑濟自然災害頻發(fā)之區(qū)域
；這部分款項來源則大部出自商稅
。而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戰(zhàn)爭更是給徽商以巨大打擊?div id="m50uktp" class="box-center"> ！皳嘘P史籍記載
，徽州商幫在明末戰(zhàn)亂中曾遭到空前的巨創(chuàng)。大順農民軍在攻克北京后
，‘謂徽人多挾重貨
，掠之尤酷，死者千人’
。經歷了明清之際動亂的徽州名士金聲說:徽州商人‘足跡常遍天下
。天下有不幸遭虔劉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
。以故十年來天下大半殘
，新安人亦大半殘’”[5]。
康熙中葉至嘉慶
、道光之際（1796-1850年）的一百數十年
，徽商擺脫了之前的低糜狀況，并逐漸興盛起來
。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
，穩(wěn)定的社會環(huán)境是一切經濟發(fā)展與商業(yè)繁榮的原因。經歷了康雍乾盛世的休養(yǎng)生息
，徽人對從賈又有了信心
，商業(yè)再度繁榮。其次
，統(tǒng)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
。攤丁入畝政策的實行，有效的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貨幣流通開始頻繁
。此外，“清廷又采取了一些‘恤商裕課’的措施”[6]
。再次
，“徽商在長江流域經營活動范圍的擴大。明代國內販運貿易的絕大部分還集中在沿運河一線的南北貿易上
。及至清代
，則不但南北貿易繼續(xù)擴大，而且沿江一線的東西貿易也發(fā)展起來”[7]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徽商亦賈亦儒，儒賈結合
，商人
、地主、官僚三位一體
。他們以儒之理經營商業(yè)
，講求商業(yè)道德，使得其家業(yè)不斷做大
，反過來又促進了儒
、賈各自的發(fā)展。正如徽州一古居門前對聯(lián)所寫
，“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
，創(chuàng)業(yè)難守成難知難不難”，說明徽人能充分認識到讀書與營商之間的關系
，并能兩者兼顧
，以紅頂商人胡雪巖為代表，積極參與國家政事
，在身份上將商人
、地主、官僚所統(tǒng)一
。徽商此次的復興較明中期又有所發(fā)展
，以鹽商為主體迎來其鼎盛時期
。
二、徽商衰落原因考察
辯證唯物主義指出
，一切事物都有其發(fā)生
、發(fā)展、消亡的過程
。明清時期徽商作為封建勢力的依附
，注定會衰落解體。然而
，徽商的衰落過程并非直線下降
，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具體說來
，徽商衰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代陶澍鹽法變革后
，鹽商的沒落意味著徽商元氣大傷；繼鹽商衰落后
，同治
、光緒年間出現(xiàn)了茶商的中興
，此后，“追至民國初年
，勉強維持的徽商茶葉貿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勢
，走向衰落”[8]。而伴隨著茶商的衰落
，整個徽州商幫開始衰落解體
。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其為封建性商幫
，沒有將資本用于擴大性再生產
，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動中，這也決定了它無法在清中后期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中國之后保持其原有優(yōu)勢
。具體說來
，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觀原因分析
客觀上
，徽商的衰落原因課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
，封建政權政策的改變給徽商，尤其是其支柱鹽商帶來的打擊
。商業(yè)作為傳統(tǒng)的“末”業(yè)
，在歷朝歷代都是被盤剝的重點對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
。開朝時以示賢德而免各省之補賦
，然而當時因戰(zhàn)爭造成社會的千瘡百孔是很難愈合的，這部分補賦除了賢明的統(tǒng)治者廉潔執(zhí)政外
，剩下的應該就是取自其他稅收
。
徽州商幫的衰落是由鹽商的失勢開始的。而徽州鹽商的失勢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
。其具體表現(xiàn)之一就是由陶澍進行的鹽法變革取消了徽商對于食鹽銷售的壟斷權
。據《清史稿》載，“時兩淮私梟日眾
，鹽務亦日壞”
，道光帝任命陶澍進行鹽法改革。道光十二年
，陶澍先擬行票鹽法與淮北
，后推及其他地區(qū)。票鹽法雖然在一定時期內達到了既定目的
，即減少了私鹽的銷售
，卻并非長久之策，結果很快得到了印證
，不久之后私鹽販運有增無減
。這不僅使得徽州鹽商從此失去了其世襲的行鹽專利權
，導致原來官商一體的包銷制被打破。而且
，由于該法的推行并沒有能因地制宜
，淮南鹽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
，同治三年
，曾國藩上疏，“淮南鹽務
，運道難通
，籌辦有兩難，一在鄰鹽侵灌太久
。西岸食浙私
、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
，引地被占十年
，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厘
，勢不能驟絕……”[9]
。不僅僅是鹽商，其他行業(yè)商人也因清廷為了擺脫統(tǒng)治危機而進行各方面的政策變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損失
。
其次
，清政府迫于財政困難，開始無休止的對商人進行殘酷的剝削
。自康乾盛世起
，清廷開銷日增，此后
，政府增設稅收名目，巧取豪奪
，對商人進行壓榨
。“康熙年間
，淮商有三項大筆浮費：一是程儀?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F(xiàn)任或候補官員進京路過淮揚時，不論該官與淮商有無交往
，都要索取一筆程儀
。二是規(guī)禮。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門
，無論與鹽務是否有關
，都要向商人收取規(guī)禮
。三是別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滿時
，照例要向商人收別敬錢
。后來發(fā)展到無論地之遠近或與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達官顯貴
，在任滿時都要向商人索取別敬
。這三項浮費，每年盈千上萬”[10]
。
作為國家歲入大宗
，鹽商首當其沖。這也是曾國藩所疏鹽務弊端之一
，即厘卡設立太多
。“淮鹽出江
，自儀征以達楚西
，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
，性命相依
，不能概撤”[11]。雖有曾國藩等人保護徽商
，相繼變鹽法
，成效卻不顯著。此后
，鹽綱日壞
，鹽價日增?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吧w兩淮正課
，初合織造、河工
、銅斤等欵
，祗百八十余萬，每引征銀一兩余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椩臁⒑庸?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銅斤者
，因鹽政運司養(yǎng)廉厚，陋規(guī)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
，捐助河工五萬
。三藩之變，滇銅阻隔
，派各鹽差采買捐辦
，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
，裁減養(yǎng)廉規(guī)費以為正款
，嗣復及他項。于是正雜內外支欵隨鉅,每引增至六七兩
，自改票后始輕
。同治中，引地未復
，而以厘補課實過之
，正無庸增引也”[12]。由此
，鹽商負擔可見一斑
。鑒于此，雖有曾國藩與李鴻章相繼變鹽法
，摻綱法于票法之中
，旨在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卻無法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
，鹽商逐漸沒落
。僅次于鹽商的稅收大項茶商也是清廷盤剝的重點對象之一。
此外
，徽州一直是中國的重要茶葉產地之一
。據《清史稿》所載，“茶之于鹽
，辦法略相似
。惟鹽為歲入大宗，故掌國計者第附于鹽而總核之
。其始但有課稅
，除江、浙額引由各關征收無定額外
，他省每歲多者千余兩，少祗數百兩或數十兩
?div id="jpandex" class="focus-wrap mb20 cf">！特S以來，各省次第行厘，光緒十二年
，福建策報至十九萬余兩
，他省欵亦漸多，未幾收數復絀
。宣統(tǒng)三年預算表所載
，茶稅特百三十余萬而已”[13]。寥寥數語
，卻展示了清代茶稅的大致演變歷程
。隨著統(tǒng)治危機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漸漲
，這也是導致徽州茶商競爭力低于洋商
，進而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
，連年戰(zhàn)爭
，使得清廷疲于應付，只得不停增加賦稅
；徽州因戰(zhàn)亂也損失慘重
，這對于以徽州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擊之一。從清中期開始
，帝國主義勢力相繼滲入中國
，極大的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此外
，中國國內動亂頻仍
，內外交困。尤其是咸豐
、同治年間清廷為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起義
，發(fā)動了一場歷時17年，波及18省的國內戰(zhàn)爭
，徽商的主要活動區(qū)域都被卷入戰(zhàn)爭之中
，連徽州本土都成為主戰(zhàn)場，這對徽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戰(zhàn)亂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
，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長江一線交通受阻
，中斷了徽商所經營的吳楚貿易
，也使得徽商在蘇浙地區(qū)的商業(yè)活動陷入停滯。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氣大傷
，最終一蹶不振
。
最后
，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帝國主義國家相繼入侵中國
，并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
，以茶商為首的徽商損失慘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傾銷商品
，掠奪原材料
，對任何一個商幫的打擊都是巨大的?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丈套鳛榉饨ㄐ陨處?div id="d48novz" class="flower left">
，其相較而言落后的生產方式使得其在競爭中漸趨劣勢。盡管徽州茶商能統(tǒng)觀市場經濟的客觀規(guī)律
，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對中國商幫不利的政策
，如壓低收購茶價；依靠子口半稅，“利用自往產茶之地采辦的優(yōu)勢，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獨操利柄
，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內的華商以致命的打擊”[14]
。再加上進口洋茶的沖擊，徽州茶商舉步維艱。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則標志著整個徽商的衰落。正如張海鵬先生所說，“清代徽州茶商的興衰歷程
，正是傳統(tǒng)的中國封建商人在近代社會中的縮影”。在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
，徽州商幫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
，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
。總的說來
，徽商之所以衰落
，就在于它是一個封建性的商幫，與統(tǒng)治者聯(lián)系是否密切直接關系到其命運
。此外
，徽商的經營利潤并沒有轉化為資本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用在了非經營性消費上
，這種消費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
第一，徽商所進行的奢侈性消費巨大
。以鹽商為代表
，徽商們大多將多年經營所得積蓄用于奢侈性消費中
。“明代徽商在家鄉(xiāng)以巨資興修園林
、別墅、住宅的現(xiàn)象已經蔚然成風
。歙縣的‘果園’
、‘硯子園’、‘棗樹園’等
，都是名噪一時的勝景
。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繪
，追求富麗堂皇”[15]
。入清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徽商實力愈發(fā)雄厚
，其揮霍之風也愈演愈烈。據記載
，喬居揚州的鹽商不惜重金修建園林別墅等
，導致乾隆時期揚州園林甲于天下，這一方面建設了揚州等地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揮霍資金的大致流向
。除了投資于建筑業(yè)外，徽商也將大筆錢財用于精神上的消費
，比如建設戲班
，收藏圖書、古董等等
。清代的接駕更使得商人們耗資巨大
。正如王守基在《鹽法議略·長蘆鹽務議略》中指出，“若夫翠華蒞止
，情殷瞻就
，供億豐備，尤為前所未有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w鹽商際遇之隆，至此而極矣
；鹽商奢侈之弊
，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
，徽商的興起離不開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
。因此
，一經繁盛，世代相傳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對宗族事務的建設等封建性活動方面歷來慷慨不吝
?div id="jfovm50" class="index-wrap">；丈虨榱俗谧宓陌l(fā)展，不惜重金修祠堂
、修墳墓
、敘家譜、設義學
、建試館
、開辦書院以及購置族產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
，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業(yè)飛速發(fā)展
，也使得徽商的資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資于非經營性項目
，徽商與政治不再緊密結合也是其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徽商之所以興盛
，是因為其“亦儒亦賈”的經營方式以及與封建政權結合緊密的主要手段
。而其衰落則也是由于其對清廷的態(tài)度，為了求取所謂的“功名”
，徽州捐納之風盛行
，而且統(tǒng)治者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計以勸諭商人捐資助餉
，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強迫將大筆資財捐給政府
，這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小的負擔。此外
，清后期徽商與政權結合不再密切
，這使得徽商們原有的地主、商人
、官僚三位一體的身份無法維持
，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綜上
，在主觀和客觀雙重原因的作用下
，徽州商幫在清中后期開始衰落。鹽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個階段
，而茶商的衰落
，表明鹽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經失去了支撐殘局的力量，整個徽州商幫走完了衰落的第二個階段
。與此同時
，徽商的其他行業(yè)也相繼衰憊
，如典當、木
、絲
、米、百貨等業(yè)
，漸漸失去了其在以往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徽州茶商的衰落
，標志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然而
，徽州商幫雖然解體
，有一部分徽商跟隨上了時代的腳步發(fā)展商業(yè)資本，改善經營方式
，因而在民國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躍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
。可見“封建性的徽幫衰落后
，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經濟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有的竟成為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成員”[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