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學與易經的關系探討

一、作為融筮法和思想于一體的《易經》

研究易學首先面臨一一個對《易經》性質的認識問題。通過對《周易》史前學和《易經》成書過程分析，可以看出《易經》的形成，一方面是筮法進一步發(fā)展的要求，是周人神道設教的產物;另一方面也是周人有意識地總結其人生智慧與歷史經驗的結晶。就筮法的因素看，《易經》的價值在于一套卦爻符號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象”與“數”的觀念，在《易經》形成之后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人們孜孜不倦于易學象數的探討、詮釋與重新構建，從而形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易象數學史。

就思想的角度看，《 易經》是在商周政權交替與天命思想轉變這一背景下出現(xiàn)的，《易經》本身記錄著周人對諸多歷史事件的評價與認識，記錄著周人判斷事情吉兇的方式方法，反映了周人對自然、社會、人生的種種認識。

所以，對于《易經》思想的認識，一方面要放到商周之際的特定的政治、思想的背景中去，通過與《尚書》《詩經》等同時代文獻的比較考察來獲得;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易經》本身，即通過對卦爻辭的思想分析來獲得。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易傳》、西漢末期出現(xiàn)的《易緯》，無不是沿著這個思路來分析的。

如《系辭》首先肯定了文王與《易》的關系，認為《易經》的出現(xiàn)，是文王處在憂患意識下的產物，并指出文王之德，著重體現(xiàn)在九個卦中?！兑拙暋袂彾取穭t說:“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敝刂赋隽宋耐跹荨兑住返呢暙I，乃是從修德的角度來推闡《易》道。對于《易經》作筮法與思想兩方面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對《易經》的本質作出辯證的認識與判斷。出于周人神道設教的需要，《易經》在形式上無疑披著- -件迷信與巫術的外衣，但是，《 易經》卦爻辭中所躍動的德性意識，又在很大程度上閃耀著周人理性與人文主義的光芒。

二、孔子儒學的禮樂文化背景

從《左傳》 《國語》記載的有關《周易》的材料來看，春秋時期，人們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使用傾向:在巫祝史官的手中，《易經》是卜筮之書，人們通過算卦來預測事件的成敗與人生的命運;在貴族政治家的眼中，《易經》是一部經驗與哲理的典籍，人們通過詮釋《易經》卦爻辭所蘊涵的義理來評價政治、軍事與人生活動。春秋末期的孔子，其對《易經》的認識，可能也經歷了一個由不重視到重視的過程。孔子的時代，《易經》的流傳已經很廣，作為一一個西周文化的熱愛者與整理者，孔子早年不可能不知道《易》，但孔子日:“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分明表現(xiàn)了他老年對《易經》認識太晚的遺憾心情，而孔子認為《易》的作用就是教導人們行為沒有大的過失，這是從義理的角度來認識、看待《易經》一書的性質的。從孔子老年才認識到《易經》義理的一面來看，可見其早年是把《易》當作了卜筮之書而不予過多注意的。子曰:“南人有言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弊尤?“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這也是反映了孔子不是從卜筮的角度看《易經》，而是注重《易經》卦爻辭所蘊含的道德意義。

孔子與《易》的關系到底有多深，一個焦點問題就是《易傳》是否出自孔子之手。這個問題，經宋歐陽修、葉適、清崔述的質疑以及古史辨派顧頡剛、李鏡池和高亨、朱伯昆的考證，基本上否定了漢人“孔子作《十翼》”的說法。筆者認為，《易傳》中標明“子曰”的話，可能與孔子有一定的關系，.但這在《易傳》的思想中并不占有主體的地位，《易傳》的思想體系，是孔子儒學的一次大發(fā)展。孔子儒學的產生有一個堅實基礎或者說是背景，就是西周以來所構建的禮樂文化。雖然我們說春秋時期是一個“禮壞樂崩”“天下無道”的時代，但這是一一個緩慢發(fā)生的過程，這一點，正如崔大華所說: .

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社會特征，是政治統(tǒng)治權力從周王室向諸侯公室再向家大夫的下移過程。但是，這種政治權力的轉移，與夏商、殷周之際的“湯武革命”那種急劇的暴力形式不同，它是通過較緩慢的、和平的對原來權力界定及其它行為規(guī)范一“禮” 的“僭越”來實現(xiàn)的.

至少在孔子的時代，這種禮樂文化的土壤還是存在的?？鬃尤鍖W是一個“禮”(秩序)與“仁”(道德)二元統(tǒng)一的思想體系，在孔子的思想中，“禮”既是有“道”政治的象征，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是做人的基礎，所謂“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季氏》)。對于后者，在更深的一層意義上，禮是人們成就“仁”的一種當然的根源與力量。子日:“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只要遵循了“禮”，“仁”自然就達到了。在孔子的思想中，作為有著深沉歷史積淀的“禮”代表的是一種天道人倫應當的秩序，是不需要再加以論證的。而“禮”和““仁”兩個范疇有著共同的精神，則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存在與理性的統(tǒng)一， 誠如成中英所說:孔子學說的方法論既沒有柏拉圖的辯證，也沒有康德的先驗推演，更不同于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任何一種本體論的、本體一神學的、現(xiàn)象學的或邏輯一數學的方法。但是在孔子關于理性和存在的開放系統(tǒng)中，我們能看到所有這些方法的要素，究其原因，正是因為理性與存在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從一開始就沒有被分開。

這“沒有被分開”的一點，表現(xiàn)在孔子對禮樂文化制度的毫不質疑的接受與肯定上。“禮”和“仁”在孔子儒學中表現(xiàn)為-種實踐的理性,二者都落實于孔子對作為理想人格的象征一“君子” 的培養(yǎng)上，也必須依賴于“君子”才能表現(xiàn)出“禮”和“仁”的深沉內涵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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