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新法與北宋醫(yī)學教育改革

王安石新法與北宋醫(yī)學教育改革

1908年，梁啟超作《王荊公》（后名《王安石傳》），提到王安石新法中關于醫(yī)學教育改革的情況說：“又于大學置醫(yī)學教授，以翰林醫(y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yī)為之，學生常以春試，取三百人為額。有方脈科、針科、瘍科，考察升補，略如諸學之法……此荊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觀其有律學、醫(yī)學等科，與經(jīng)學并重，則是分科大學之制，實濫觴于是，其起原視英之阿士弗大學為尤古矣?！?/p>

在梁啟超之后，各種《中國醫(yī)學史》教材及專著都提到這件事，有的學者還據(jù)此闡發(fā)王安石的醫(yī)學教育思想。但是，經(jīng)查存世的史料，包括王安石詩文和奏章，迄未發(fā)現(xiàn)有王安石本人提及過醫(yī)學教育。王安石究竟與這一改革有什么樣的關系呢？本文試對有關史實略作考查。

王安石任相時提升太醫(yī)局

《宋史·選舉志》載：“醫(yī)學，初隸太常寺，神宗時始置提舉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學生三百人。設三科以教之：曰方脈科，針科、瘍科……崇寧間，改隸國子監(jiān)……分科教導，糾行規(guī)矩。立上舍四十人，內(nèi)舍六十，外舍二十，齋各置長、諭一人?！?/p>

這里可以看出，梁啟超文中有一處小差訛，即宋神宗時的醫(yī)學教育并未列入太學（即國子監(jiān)），那是宋徽宗崇寧年間的事。宋朝醫(yī)學教育早在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時已經(jīng)成立，宋神宗時“始置提舉判局官”的意義是提升了醫(yī)學教育的地位，亦即從原來從屬于禮部太常寺的一項職能，變成一個有正式編制的機構，提升了級別。根據(jù)史料記載，這一改革正式實施于熙寧九年（1076年）五月，任命知制誥熊本出任太醫(yī)局提舉，兩位醫(yī)官單驤和陳應之出任其副手。

在這些記載中，并沒有直接出現(xiàn)王安石的名字。不過從其他文獻可知，太醫(yī)局提舉熊本與王安石是密友。史載，熙寧六年（1073年），瀘州（今四川瀘州市）少數(shù)民族起義，熊本受詔前往察訪，王安石稱熊本“為人仔細，必能了結事變”。后來熊本果然平息事件。熙寧七年，王安石改革遇到挫折，被罷相。次年二月復相，再次實行新法。是時熊本上書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吁請“勿使譟讙之眾有以窺其間”。年底熊本即被召入京，出任知制誥?？梢娦鼙臼峭醢彩瘓远ǖ闹С终?。

但史料中未見有熊本知醫(yī)的記載，朝廷由他出任此職，是否另有考慮？王安石變法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是實行“貢舉新制”，當時廢明經(jīng)、存進士，國家最高學府太學實行三舍法，將學生分隸于外舍、內(nèi)舍、上舍。學員依學業(yè)程度，定期考試，依次升舍。這一改革強化了學校的職能，對人才的考查更為全面。在王安石第二次任相的短暫時間里，著手提升太醫(yī)局級別，又讓親信熊本前去掌管，或許反映出王安石有著對改革醫(yī)學教育的構想。

《宋會要輯稿》記載了熊本擔任知制誥時建章立制的一條命令：“今后以朝官充判、京官充管勾、勾選人知丞事?！边@三者都是太醫(yī)局內(nèi)部官職，其中朝官指從七品以上，京官為八九品以下。而熊本本人為正四品官，可見當時太醫(yī)局規(guī)格之高。不過《宋史·選舉志》說其時“設三科以教之”，此事則存在疑問。北宋太醫(yī)局一向分九科，《宋史·職官志》記載宋神宗時太醫(yī)局仍然是“有九科醫(yī)生額三百人”，《元豐備對》也說晚于熙寧的元豐時期有“太醫(yī)局九科”，都未見改為三科。改三科其實是后來宋徽宗時期的事。結合當時政局，不排除這樣的可能：熊本確實提出了這樣的改革方案，只是未及實施，但被《宋史·選舉志》提及。短短數(shù)月之后，熙寧九年十月王安石再度罷相，熊本則“降屯田員外郎，分司西京”，改革計劃遂胎死腹中。

值得一提的是，宋史中只有熊本擔任過太醫(yī)局提舉一職。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改定官制，正式取消了太醫(yī)局獨立架構，不再設提舉、管勾，太醫(yī)局主事者改為太醫(yī)令，其級別為從七品，只相當于原來熊本的副職。

蔡京任相時將醫(yī)學納入太學

北宋時期醫(yī)學教育真正實行“三舍法”，是在蔡京任相期間。蔡京一直是王安石的支持者，仕途則得益于熊本提攜?！端问贰份d，熊本在瀘州平亂后，對時為秀州推官的蔡京大加賞識，“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為干當公事”。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任相，即仿效王安石實施新法，在教育方面奏請興學貢士，頒布一系列興學詔令，擴大太學規(guī)模，進而正式將醫(yī)學列入了國家最高學府太學之內(nèi)，又稱為太醫(yī)學。《宋會要輯稿》記載：“（醫(yī)學）隸于國子監(jiān)，仿三學之制……欲立上舍四十人，內(nèi)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遂齋長、諭各一人。今參酌修定，設三科通十三事?！比萍捶矫}科、針科和瘍科，十三事則指大方脈、小方脈、風科、針、灸、口齒、咽喉、眼、耳、瘡腫、傷折、金瘡、書禁13個具體?？?。由于太學實行三舍法，太醫(yī)學也就順理成章地開始實施起這一制度。

不過這次改革，同樣出現(xiàn)反復波折。蔡京三起三落，太醫(yī)學亦然。從文末簡表可見。其中在1112年至1120年這8年，蔡京掌權較穩(wěn)固，得以對醫(yī)學教育實行了重要發(fā)展措施，即建立起了縣、州、路各級醫(yī)學校，逐層選拔人才，設立醫(yī)學貢額制度，各路優(yōu)秀的醫(yī)學生按貢額升入太醫(yī)學。貢額最多的是開封府畿，有15人，最少的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等邊遠地區(qū)，僅3人。

當時太醫(yī)學中也設提舉一職，奉旨主持編修《圣濟總錄》《政和本草》的醫(yī)官曹孝忠就曾任此職，他的職級是中衛(wèi)大夫，屬從五品?？梢娺@時醫(yī)學教育部門的地位又得到了提高。

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罷相，政敵王黻（fú）上任，他盡行推翻蔡京所行之政，特別針對太醫(yī)學提出批評：“先帝董正治官，太醫(yī)局置丞、教授，立學生員額，成憲具存。今醫(yī)局之外，復建醫(yī)學，既違元豐舊制舍選之法；本示教養(yǎng)，今又醫(yī)學生賜第之后，盡官州縣，不復責以醫(yī)術，平昔考選，遂成虛文。在京醫(yī)學可并罷?！保ā端螘嫺濉罚┐撕笏纬t(yī)學教育復由太醫(yī)局管理，不再是國家最高學府的組成部分。

黨爭影響了醫(yī)學教育發(fā)展

綜上所述，北宋在實行新法改革時，確實在醫(yī)學教育中實施了新的理念。目前尚無史料證實這一改革由王安石直接推動，但熊本、蔡京都是改革集團的重要人物，至少可以說他們的措施繼承了王安石改革太學的思路。因此比較準確的說法是，以王安石為核心的“新黨”實施了醫(yī)學教育改革，將醫(yī)學列入太學，分設三科，并實施三舍升降制度。

由于在黨爭中失敗，王安石、熊本和蔡京在正史中的名聲不佳。《宋史》稱熊本上書神宗“專以媚王安石也”，意存貶責；蔡京更在歷史上被視為權奸。但在時人心中并非均如此，例如江西出土的熊本妻子施氏墓志銘中，稱贊熊本說：“方熙寧更定法令，以飭蠱革弊。而君臣聚精會神，趨時赴功，維日不足。容圣之主，德義之相，一時經(jīng)綸之杰，如銀青（注：熊本曾獲贈銀青光祿大夫，故用“銀青”代稱）者才三數(shù)人耳?！辈叹︶t(yī)學教育改革措施的落實，也可以說是非常堅定與執(zhí)著。從實際情況來看，他們的改革思路如梁啟超所言，已接近于近現(xiàn)代的學校教育模式。

醫(yī)學本來無關政治，只可惜在北宋后期的政黨斗爭中，凡屬新黨的舉措都遭到反對，醫(yī)學改革的興廢正反映出當時斗爭的劇烈情形。改革者人走政息，進步的制度遂未能發(fā)展壯大。

蔡京任相情況 太醫(yī)學情況

102年蔡京任相 同年太學中建醫(yī)學

1106年二月蔡京罷相 同年“罷書、畫、算、醫(yī)四學”

1107年蔡京任相 1109年二月“復醫(yī)學”

1110年六月蔡京罷相 1111年“詔醫(yī)學生并太醫(yī)局”

1112年蔡京任相 1113年四月“復置醫(yī)學”

1120年蔡京罷相 同年“詔罷在京醫(yī)、算學”

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簡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 （今屬江西）人。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謚文，又稱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隨做地方官的父親王益轉徙于新 淦、廬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寧。早年的播遷生活，使他較為廣泛地接 觸到社會的貧困和人民的苦難，產(chǎn)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讀書”（《宋史·王安 石傳》）,“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jīng)》、《素問》、 《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nóng)夫女工，無所不問” (《答曾子固書》)。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憶昨詩示諸外 弟》),表現(xiàn)出不同凡響的志趣。慶歷二年(1042)登楊□ 榜進士第,簽書淮南判官。慶歷年(1047)調(diào)知鄞縣,便著 手興修水利,貸谷與民,受到人民愛戴。嘉□元年(1056) 為群牧判官,后歷官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誥等。任度支判官時,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詩集的基礎上編《唐百家詩選》。神宗即位， 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農(nóng)田水利、青苗、 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等新法，使國力有所增 強。因遭到反變法派的猛烈攻擊，于熙寧七年(1074)罷 相，次年復拜相，進《三經(jīng)新義》，立于學官。熙寧九 年(1076)再次辭去相位，退居江寧，潛心于學術研究和 詩歌創(chuàng)作。元□元年(1086)司馬光執(zhí)政,盡廢新法,王安 石憂憤病死。王安石事跡，見《宋史》本傳、《續(xù)資治 通鑒長編》、《宋詩紀事》、《宋人軼事匯編》、《宋 稗類鈔》等。 文學主張與創(chuàng)作 王安石是歐陽修倡導的北宋詩文 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早在慶歷三年（1043），他就 抨擊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楊億、劉筠“以其文詞染當世， 學者迷其端原”，批判他們的文風“無文章黼黻之序” （《張刑部詩序》）。后來他的文學觀隨著變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顯地表現(xiàn)出功利主義的傾向。他的文學主張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傳》），“務為有補 于世”(《上人書》)。但不否定修辭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學創(chuàng)作正是這種主張的具體實踐。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創(chuàng)作以論說文 的成就最為突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①直接向皇帝陳 述政見的奏議。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批評北宋中 葉整個官僚政治制度的腐敗現(xiàn)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張“改易更革”；《本朝百年無事□子》系統(tǒng)地闡述仁 宗在位41年間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勸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這類文章具有組織嚴密，析理精微，措詞 大膽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語氣誠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動性 等特點。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洋洋萬言，體 大思精,近人梁啟超以為“秦漢以后第一大文”,惟賈誼 《陳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荊公》第21章）。② 是針砭現(xiàn)實的雜文。如《原過》、《使醫(yī)》，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興賢》、《委任》，從正反兩面反復論證， 邏輯性很強；《閔習》、《知人》批判世人溺于舊習和 君主不能識賢,筆鋒銳利,寄慨深遠。③是人物論和史評。 如《子貢》、《鯀說》、《伯夷》、《讀〈江南錄〉》、 《讀〈孟嘗君傳〉》、《讀〈柳宗元傳〉》，一反傳統(tǒng) 之見，發(fā)前人所未發(fā)，儲欣以為能“希風《史記》論贊， 奇美特絕”（《臨川全集錄》卷二）。其中《讀〈孟嘗 君傳〉》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揚吞吐，勝意迭出，尤為 短文中的杰作。④書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禮義序》、 《詩義序》等，在學術見解中體現(xiàn)了他反傳統(tǒng)的政治態(tài) 度，即蘇軾所謂“網(wǎng)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王 安石贈太傅》）；行文則“簡而能莊”（沈德潛《唐宋 八家文鈔》卷三十），字字著力?！洞鹚抉R諫議書》駁 司馬光對新法的非難，邏輯嚴密；《答呂吉甫書》以釋 憾解怨的態(tài)度作絕交書，置個人恩怨于度外，表現(xiàn)出了 磊落的胸懷。 記敘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較大比重。人物傳記 如《先大夫述》，運用樸實的語言記敘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著墨不多,而給人的印象較為鮮明?！秱儆馈?寫仲永因后天不學終于由神童淪為常人的可悲經(jīng)歷，申 述勸學之旨，題材很典型。墓志碑文，為數(shù)甚多，通常 是概括敘寫墓主生平、歷官、品格，文筆簡妙老潔，偶 爾插入幾則生動故事,顯得重點突出,親切感人。如《給 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銘》寫孔道輔不好鬼神□ 祥，舉笏擊殺妖蛇事，寥寥幾筆，勾勒了一個無神論者 的形象。游記如《游褒禪山記》，“借題寫己，深情高 致，窮工極妙”（《御選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語）。 一般說來，王安石的記敘散文不重寫景狀物、鋪陳 點染，而屬意于借端說理、載道見志，因而某些作品顯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為多。用四言韻語寫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潁州仲淹文》等，辭語古樸，情意真 摯，頗有感染力；用雜言韻文寫的，如《祭歐陽文忠公 文》，高度贊揚歐陽修的文學成就和道德情操，詞清韻 幽，感激□欷，在當時各家所寫的歐陽修祭文中，最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純屬應酬性質(zhì)的祭文則未能免 俗。贈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學一首別子固》，抒寫 朋友間相警相慰之意，唱嘆有情，婉轉深厚。 王安石早年為文主要師法孟子和韓愈。歐陽修指點 他說：“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鞏《與王介甫第一書》)自此以后，文思開廓。他兼 取韓非的峭厲，荀子的富麗和揚雄的簡古,融會貫通,形 成峭刻幽遠、雄健剛直、簡麗自然的獨特風格。吳德旋 說:“古來博洽而不為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樓古文緒論》），指出了他能夠博取眾美的長處。今 人朱自清說：“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經(jīng) 典常談·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與歐陽修、蘇 軾的區(qū)別。 王安石的詩歌，不僅數(shù)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寧以前所寫的詩歌,多數(shù)屬于 政治詩。他把自己長期觀察、分析社會現(xiàn)實的感受和渴 望濟世匡俗的抱負寫進詩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鹽》、《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 《發(fā)廩》、《兼并》、《省兵》、《讀詔書》、《次韻 和甫詠雪》等。這些作品,密切聯(lián)系現(xiàn)實人生,內(nèi)容比較 充實；而在藝術上，一般存在著議論過多、形象不夠豐 滿、語言較為生硬等缺點。如《兼并》詩，洪邁即認為 “其語絕不工”(《容齋詩話》卷三)。執(zhí)政以后，推行 新法,當遭到反變法派的攻擊時,他寫了《眾人》、《賜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詩進 行回擊，表現(xiàn)出對于推行新法毫不動搖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愛國詩人，抒發(fā)愛國感情的詩篇在他 的政治詩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趙學士陜 西提刑》、《西帥》、《陰山畫虎圖》、《次韻元厚之 平戎慶捷》等，是這類詩中的代表作。以詠史和懷古為 題材的詩篇中也頗有傳誦之作。如《商鞅》、《宰□》、 《韓信》、《范增二首》、《賈生》等都有感而發(fā),寓意 深刻,李東陽以為“極有筆力當別用一具眼觀之”(《懷 麓堂詩話》)。歷來膾炙人口的《明妃曲》兩首,由細致 的刻畫與精妙的議論結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感觸,黃庭堅以為“可與李 翰林、王右丞并驅爭先矣”(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引)。 王安石還寫了大量羈旅、登臨、酬贈、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飛來峰》、《題西太一宮壁》、《別 孫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難得的佳構。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鋪 排典故成語的客套虛文，藝術價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寧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繼續(xù)關心新法，寫作歌頌新法成效的詩篇。 《歌元豐五首》、《元豐行示德逢》、《后元豐行》等 描繪人民在獲得豐收后的歡樂景象,雖不無溢美之處,但 可見他對神宗繼續(xù)推行新法仍然熱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詩的最后兩句“縱被春風吹作雪， 絕勝南陌碾成塵”,陳衍以為“恰是自己身分”(《宋詩 精華錄》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獨山梅 花》、《望夫石》、《鴟》等，都表現(xiàn)他未能忘懷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積極態(tài)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對推行 新法愈來愈動搖,王安石的處境愈來愈困難,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來解脫自己的精神苦悶?！妒緦氂X三首》、《示 無著上人》、《寓言三首》、《擬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離開世情愈來愈遠。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寫了大量山水田園詩。其中如《南浦》、《染云》、 《書湖陰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認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詩數(shù)量較多，有的比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這種特殊的詩體在宋代有了發(fā)展。故嚴羽說:“集 句惟荊公最長?！保ā稖胬嗽娫挕罚?
王安石前后期的詩風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學習杜 甫關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畫像》充分 說明了他對杜甫的傾倒。這一時期的詩歌,內(nèi)容豐富,熱 情飽滿。在藝術上，近體多仿杜詩句法，古體則明顯地 吸取韓愈詩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議論的特色，具有勁峭 雄直之氣。但如《讀墨》一類詩作,“終篇皆如散文,但 加押韻”（《王荊文公詩箋注》引李郛語），助長了宋 詩議論枯燥的缺點。后期詩作，在藝術上走著杜甫“老 去漸于詩律細”的路子，在對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維詩歌的取境之長，進一步增強了藝術 美。葉夢得說：“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 不容發(fā)。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 率排比處”(《石林詩話》卷上)，吳之振說他“遣情世 外，其悲壯即寓閑澹之中”(《宋詩鈔·臨川詩鈔序》)， 都比較恰當?shù)刂赋鏊笃谠姼璧乃囆g特征。嚴羽稱王安 石的詩歌為“王荊公體”(《滄浪詩話》)，主要指其后 期詩風而言。也有人對王安石后期詩過多地搬弄典故和 講究技巧表示不滿，如陳師道說他“傷工”（《王直方 詩話》引）,葉□說他“徒有纖弱”(《習學紀言序目》 卷四十七),趙翼說他幾首屬對精切的詩“皆字面上求工， 而氣已懨懨不振”(《甌北詩話》卷十一)。不過總的來 說，王安石的詩歌創(chuàng)作在掃清西昆影響、開創(chuàng)宋詩局面 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評張籍樂府詩的名言“看 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yè)詩》）， 包含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甘苦，給后世詩人以深刻啟發(fā)，黃庭 堅、楊萬里等都受到他的影響。但他有時愛煉澀拙之句， 押逼仄之韻，用冷僻之典，開啟了江西詩派追求險韻硬 語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風氣。 王安石的詞作數(shù)量不多，藝術性卻比較高?！睬?歲引〕《別館寒砧》詞“意致清迥”（《蓼園詞選》）； 〔桂枝香〕《金陵懷古》足堪“頡頏清真、稼軒”（《藝 蘅館詞選》），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與版本 王安石的詩文，宋徽宗時由薛昂等 人編纂成集，早已散佚。傳世的有兩種：一種是《臨川 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應云□刻本及 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紹興年 間詹大和刻本，即所謂臨川本。另一種是南宋龍舒刻本 《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編次與臨川本不 同，且只剩兩個殘本。1959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臨 川先生文集》，以臨川本為底本，參校其他各善本而成。 集末附日本島田翰從殘本《王文公文集》中輯得的47篇 佚詩、佚文作為《補遺》。這是目前較完善的王安石全 集。1961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又得龍舒本的兩個殘本 合刻，去其重復，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

歷史上的四次變法

　　商鞅變法是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前361年在秦國實施的改革，分兩次進行，第一次開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開始于公元前350年。對秦國的崛起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主要內(nèi)容有：

　　“開阡陌封疆”、“廢井田”、“民得買賣”、承認土地私有 以法律形式廢除奴隸制的土地制度，開阡陌，肯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
　　廢除“世卿世祿”制度，按軍功大小授予爵位 打破奴隸主世襲貴族的特權，確定封建的等級制度，發(fā)展和壯大地主階級政治勢力
　　廢除封分制、建立縣制、編制戶口、“什伍連坐” 實行中央集權，鞏固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統(tǒng)治
　　“重農(nóng)抑商”、獎勵耕織 發(fā)展封建經(jīng)濟，壯大地主階級經(jīng)濟力量
　　“平斗桶、權衡、丈尺”頒布標準度量衡器 方便稅收和交換，加強集權制度
　　“燔詩書而明法令” 在上層建筑領域實行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專政
　　影響
　　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奠定了秦始皇統(tǒng)一全中國的基礎。

　　王莽變法是西漢末及新朝時由王莽推行的變法，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嬰禪讓后稱帝，改國號為“新”，改長安為常安，是為建國元年（9年）。王莽開中國歷史上通過篡位作皇帝的先河。王莽是儒家學派巨子，有他的政治理念，并開始進行一個驚天動地的全面社會改革。

　　王莽仿照《周禮》的制度推行新政，屢次改變幣制、更改官制與官名、以王田制為名恢復“井田制”，把鹽、鐵、酒、幣制、山林川澤收歸國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廢止奴隸制度，建立五均賒貸（貸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權力平衡物價，防止商人剝削，增加國庫收入。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不?；貜偷轿髦軙r代的周禮模式。

　　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實情處，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不斷挑起天下各貴族和平民的不滿，結果到了天鳳四年（17年）全國發(fā)生蝗、旱災，饑荒四起，各地農(nóng)民紛起，形成赤眉、綠林大規(guī)模的反抗。導致新朝的滅亡。

　　檢討
　　王莽推行新政，多只求名目復古，又要求恢復周禮，徒增行政困難；
　　缺乏改革的技術能力，而行政官員大多近乎腐敗貪污；
　　改制前后缺乏周詳計劃，以致法令繁復，朝令夕改，如：多次幣制改革，令貨幣種類繁多，導致通貨膨脹；又以嚴刑強制執(zhí)行，使人民反感；
　　諸多措施，如行王田制、禁賣買私屬、行五均六莞，嚴重損害既得利益者，自然鳴鼓而攻之。

　　王安石變法，又名“熙寧變法”。指北宋時期，大臣王安石發(fā)動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國以來積弊的一場改革，由于具體實行中出現(xiàn)一些問題以及沒有處理好與反對派之間的關系，最后同反對派之間放反反復復地爭斗，基本上處于被批評的局面，但是一些具體措施還是保留了下來。

　　目錄
　　1 背景
　　2 具體內(nèi)容
　　3 實行效果
　　4 歷代評價

　　背景
　　北宋中葉以后，政府官員數(shù)目持續(xù)膨脹激漲，士大夫越來越多。不事生產(chǎn)的讀書人也就越多，一個傳統(tǒng)的農(nóng)業(yè)大帝國，不可能擁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知識份子。這些士大夫以全國百分之五不到的總數(shù)，占有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財富。

　　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后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鑒》。

　　具體內(nèi)容
　　置制三司條例司
　　熙寧二年（1068年），設置制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tǒng)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

　　均輸法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fā)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zhì)。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青苗法
　　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guī)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shù)毓俑栀J現(xiàn)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

　　農(nóng)田水利法
　　規(guī)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shù)鼐用裾彰繎舻雀呦路峙伞Ｖ灰强棵窳Σ荒芘d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lián)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保甲法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nóng)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xiāng)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nóng)民的反抗，并節(jié)省軍費。

　　募役法
　　又稱“免役法”，熙寧四年（1071年）一月，由司農(nóng)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雇員所需經(jīng)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shù)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太學三舍法
　　用學校育取代科舉考試。“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nèi)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后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市易法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fā)放貸款，以財產(chǎn)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并也?！?br>
　　保馬法
　　神宗時，宋朝戰(zhàn)馬只有十五萬余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yǎng)官馬。凡是愿意養(yǎng)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方田均稅法
　　熙寧五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nóng)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jù)，制定稅數(shù)。

　　軍器監(jiān)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jiān)，負責監(jiān)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實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于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于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遭到許多反對。倡行“市易法”的魏澤宗認為“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表n琦在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jiān)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chǎn)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shù)，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寧府。變法運動由韓絳、呂惠卿等人繼續(xù)執(zhí)行，呂惠卿私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滿。熙寧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熙寧九年（1076年）愛子王雱病逝，王安石受到重大打擊，堅決求退，退居金陵，潛心學問，不問世事。元佑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zhí)政，盡廢新法，蘇東坡、范純?nèi)实热私栽徊豢?，溫公?zhí)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

　　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于恢復祖宗舊制，前后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佑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歷代評價
　　明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后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梁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nóng)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荊公初執(zhí)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nóng)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yè)。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 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shù)，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公之言浚黃河也，曰安石次第推行的新法有左列各項，茲分述如下： ［一］ 設置“制置三司條例法”：為國家最高的理財機構，以宰相領其事，總天下之利及國家預決算。

　?。鄱?興農(nóng)田水利：置水利官，考察各地已廢的陂塘溝洫及湖泊，及勸導并協(xié)助農(nóng)民修整，`以利農(nóng)田灌溉。

　?。廴?行均輸法：使有無相溝通，徙貴以就賤，既便轉輸，又省勞費。

　　［四］ 行青苗法：以諸路常平錢借貸給民戶，春散秋斂，出息二分，免民戶受高利貸的剝削。此謂之散青苗，有強迫性質(zhì)，因為散斂以錢不以谷，秋收后，貸錢戶反要賣掉數(shù)倍之糧食以還債，因谷物秋賤而春貴，往往懸殊三四倍或五六倍而不止。

　?。畚澹?行免役法：亦稱雇役法或募役法，令當役的民戶按貧富戶等第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坊郭戶，單丁戶，原不充役戶及寺觀亦分別輸錢助役（其中官戶減半），叫做助役錢。又增收二分以分以備水旱欠缺，叫做免役寬剩錢。

　?。哿?行市易法：在京設市易務，許民以田宅向政府辦理抵押貸款，以購官物，其價較市價低廉。期內(nèi)收息二分，逾期不還者，再追交百分之二的罰錢。

　?。燮撸?行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相當于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平方步（二百四十平方步為一畝，百畝為頃），歲以九月開始丈量登記，驗土地肥瘠顏色，定為等級，攤派賦稅，以均平負荷，杜絕隱漏。

　?。郯耍?立保甲法：以“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住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必撠煹胤椒吮I之討平和煙火的防范。

　　［九］ 行保馬法：陜西五路義勇保甲，愿養(yǎng)官馬者，由監(jiān)牧以現(xiàn)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之，戶養(yǎng)一匹，給予免稅之優(yōu)待，官府每年檢查一次，病死者補償。其用意一則可省公家開支，二則可加強地方民兵習戰(zhàn)御盜之能力。

　?。凼?更貢舉立太學三舍法：廢除明經(jīng)科，進士科議罷詩賦，改試經(jīng)義策論，并頒布三經(jīng)新義于學校，令天下士子皆誦習，又設明法科，試以宋律及刑統(tǒng)大義，以待不能業(yè)進士者。

　　由上述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guī)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沒能貫徹實行，反落個徒勞無功之譏，而加深了政治上的反覆仇報和黨派分野，這真是值得惋惜的事，此誠安石的不幸，亦為宋室的不幸！ 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淀塞。向之瀉鹵，俱為沃壤?！?。 王安石變法的檢討 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茲就四方面論之： (一) 政策上重在理財利國而非專意利民——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愿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nóng)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數(shù)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么惠民呢？

　　(二) 拘泥古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農(nóng)為兵，市易法比于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huán)境各異，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三)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chuàng)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四) 任用非人——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于是投機份子章敦、呂惠卿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了質(zhì)。

　　王安石變法內(nèi)容

　　王安石次第推行的新法有左列各項，茲分述如下：
　?。垡唬?設置“制置三司條例法”：為國家最高的理財機構，以宰相領其事，總天下之利及國家預決算。

　?。鄱?興農(nóng)田水利：置水利官，考察各地已廢的陂塘溝洫及湖泊，及勸導并協(xié)助農(nóng)民修整，`以利農(nóng)田灌溉。

　?。廴?行均輸法：使有無相溝通，徙貴以就賤，既便轉輸，又省勞費。

　?。鬯模?行青苗法：以諸路常平錢借貸給民戶，春散秋斂，出息二分，免民戶受高利貸的剝削。此謂之散青苗，有強迫性質(zhì)，因為散斂以錢不以谷，秋收后，貸錢戶反要賣掉數(shù)倍之糧食以還債，因谷物秋賤而春貴，往往懸殊三四倍或五六倍而不止。

　　［五］ 行免役法：亦稱雇役法或募役法，令當役的民戶按貧富戶等第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坊郭戶，單丁戶，原不充役戶及寺觀亦分別輸錢助役（其中官戶減半），叫做助役錢。又增收二分以分以備水旱欠缺，叫做免役寬剩錢。

　　［六］ 行市易法：在京設市易務，許民以田宅向政府辦理抵押貸款，以購官物，其價較市價低廉。期內(nèi)收息二分，逾期不還者，再追交百分之二的罰錢。

　　［七］ 行方田均稅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為一方，相當于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平方步（二百四十平方步為一畝，百畝為頃），歲以九月開始丈量登記，驗土地肥瘠顏色，定為等級，攤派賦稅，以均平負荷，杜絕隱漏。

　　［八］ 立保甲法：以“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住戶最有行止心力，材勇為眾所服及物力最高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負責地方匪盜之討平和煙火的防范。

　?。劬牛?行保馬法：陜西五路義勇保甲，愿養(yǎng)官馬者，由監(jiān)牧以現(xiàn)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之，戶養(yǎng)一匹，給予免稅之優(yōu)待，官府每年檢查一次，病死者補償。其用意一則可省公家開支，二則可加強地方民兵習戰(zhàn)御盜之能力。

　?。凼?更貢舉立太學三舍法：廢除明經(jīng)科，進士科議罷詩賦，改試經(jīng)義策論，并頒布三經(jīng)新義于學校，令天下士子皆誦習，又設明法科，試以宋律及刑統(tǒng)大義，以待不能業(yè)進士者。

　　由上述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guī)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沒能貫徹實行，反落個徒勞無功之譏，而加深了政治上的反覆仇報和黨派分野，這真是值得惋惜的事，此誠安石的不幸，亦為宋室的不幸！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役制度，由張居正提出。

　　《明史 食貨志》：“一條鞭法者, 總括一州之賦役, 量地計丁, 丁糧畢輸于官, 一歲之役, 官為僉募, 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貨, 量為增減, 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 加以增枆。 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 以及土貢方物, 悉并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 故謂之一條鞭法?！睂⑦^去按地、戶、丁分別征收實行，征發(fā)徭役的賦役制度改為按土地、人丁征收貨幣與白銀；將過去由納稅戶輪流征收解運改為官府自行征收解運。

　　目的
　　簡化稅制。
　　增加收入。
　　方便征收稅款。
　　成效
　　增加國庫收入
　　一條鞭法明文規(guī)定 稅以銀征收, 從此銀的流通便有了法律的根據(jù), 促進了貨幣流通的發(fā)展
　　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
　　推動生產(chǎn)力
　　一條鞭法按畝征收的特質(zhì)使政府的財政負擔大部份的從農(nóng)民身上轉移到大地主身上。大地主成為了付稅的主要來源，農(nóng)民的負擔減少，自然推動生產(chǎn)力。
　　化簡后遺癥
　　因為賦役制度過于簡單及明后期國防問題，致使國家收入大減和支出龐大。到了后期，明政府在一條鞭法之上加派, 如遼餉、練餉及剿餉等。
　　無田者免差力役
　　一條鞭法之最大特色為役歸于地，一些商人、手工業(yè)者無田則無須履行賦役，結果“逐末者千金而手不沾一役”。
　　“一條鞭法”的意義在于適應了社會發(fā)展趨勢，松弛了傳統(tǒng)的人身依附關系，稅收開始轉為以資產(chǎn)計征，使賦稅負擔趨于合理。

　　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是中國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這次變法主張由光緒皇帝親自領導，進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希望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現(xiàn)代化道路。無奈變法受到清朝廷內(nèi)保守勢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反對，最后演變成為政變，維新派人物被殺。維新運動失敗，使中國損失一批熱心于國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將中國推上革命的道路。

　　目錄
　　1 洋務運動
　　2 公車上書
　　3 變法開始
　　4 變法內(nèi)容
　　4.1 教育改革
　　4.2 經(jīng)濟建設
　　4.3 軍事
　　4.4 政治
　　5 戊戌政變
　　6 變法的影響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敗后，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xiàn)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nèi)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自強”，改良生產(chǎn)技術。各地先后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yè)、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wǎng)，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guī)模的北洋水師。

　　1894年至1895年發(fā)生甲午戰(zhàn)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后。于是出現(xiàn)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于1895年于北京發(fā)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并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shù)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zhì)的后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fā)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和、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開始
　　1897年末，山東發(fā)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占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占山東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于日本的中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鐘。

　　光緒皇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光緒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實際的權力，讓他進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后光緒召見康有為，調(diào)任他為京章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xié)助維新。

　　變法內(nèi)容
　　新政內(nèi)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的譯本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

　　教育改革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jié)抱括:

　　舉辦京師大學堂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yī)學、農(nóng)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
　　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
　　廢八股、鄉(xiāng)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jīng)，以及定期舉行經(jīng)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fā)著書及發(fā)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經(jīng)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diào)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yǎng)民；另因為官辦企業(yè)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yè)。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nóng)工商總局，并在各省設分局
　　廣泛開設農(nóng)會，刊印農(nóng)報，購買農(nóng)具，訂立獎勵學藝、農(nóng)業(yè)程序，編譯外國農(nóng)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
　　頒發(fā)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在各地設立工廠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開放八旗經(jīng)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nóng)工商自謀生計

　　軍事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頒發(fā)興造槍炮特賞章程
　　籌設武備大學堂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學科

　　政治
　　裁減冗員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準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改上?！稌r務報》為官報，創(chuàng)設京師報館
　　開放新聞自由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fā)表的新政，如尊孔圣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軍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tǒng)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fā)易服，遷都上海等。根據(jù)康有為所講，自軍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戊戌政變
　　新政一開始便遭到原來各大臣的抵制。特別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更是保守派的頭目。榮祿與慈禧的關系密切，不單對光緒公開抗命，還與朝中其他保守派人物向慈禧密報，要求慈禧回朝訓政。9月13日，光緒感到慈禧有異，于是命康有為迅速外出到上海，并要“設法相救”。9月16日，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tǒng)率北洋新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后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zhàn)，催袁急回天津。據(jù)袁世凱的日記，之后譚嗣同于9月18日夜訪袁世凱住處，透露慈禧聯(lián)同榮祿，要廢除光緒；并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后（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

　　一種說法是袁世凱的泄密，是光緒政變失敗的原因；但據(jù)近年的考證，慈禧及榮祿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二人在袁世凱9月20日泄密以前亦經(jīng)已有部署和防備。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并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shù)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人于9月28日斬于菜市口。徐致靖處以永遠監(jiān)禁；張蔭桓則發(f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變法的影響
　　只有短短103日的變法，最后因為宮廷政治斗爭的緣故而告失敗。過去多數(shù)人將運動的失敗歸咎于慈禧及朝庭中保守大臣反對改革而發(fā)動政變。但近年亦有歷史學家認為，維新運動自開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緒未具備足夠的權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維新派人物（特別是作為智囊的康有為）對政治現(xiàn)實的無知，和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運動的失敗。

　　由于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制度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亦畫上句號。除此以外，朝庭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后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間接亦造成了之后發(fā)生的義和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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