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yī)學爭鳴與學術流派

醫(yī)學爭鳴與學術流派

一、劉完素的“火熱”學說

劉完素生活時代，北宋微宗趙佶提倡的運氣學說仍在流行，他結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體質強勁的特點，深入闡發(fā)了火熱病機等有關理論，在治療上一改北宋用藥偏治溫燥之習，重視以寒涼藥物治療外感火熱病，開拓金元醫(yī)學發(fā)展的新局面。劉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熱”病機立論：

劉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問玄機原病式》，這部書是他多年研究《內經》的總結，他詳究了《內經》原文，并參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億各家注擇，仲景傷寒學說而著成的。劉完索著書目的，并非是要解釋《內經》的經文，而是要將《內經》主旨，結合運氣學說和臨床所見，演繹已說。所謂“謹率經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語辭二百七十七言”，實際即指《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言病機十九條之一百七十六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將推演字數(shù)寫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喚起人們的重視。

劉完素對《內經·素問》病機十九條及“六氣”為病的原文逐句分別解釋。如他認為：“諸風掉眩，皆屬肝木”，“掉”搖也?！把！被鑱y旋運也，是由于“風主動”的原故，風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復生火，兩動相博，為之旋轉?！爸T痛癢瘡瘍皆屬心火”者，認為“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癢，熱甚則痛……灼而為瘡，皆火之用也”?！爸T濕腫滿，皆屬脾土”，“脾土，地之體也”。“土熱仍盛，則痞塞腫滿，物濕亦然”?！爸T濕膹郁，病痿，皆屬肺金”?！澳?，謂膹滿也，郁，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為陽，陽主經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剛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營養(yǎng)百骸，”諸氣收引，皆屬腎水，凡收斂、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縮。

至于六氣，分為風、熱、濕、火、燥、寒六類。

風類：凡諸暴強宜、支痛、里急、筋縮之病，皆屬于風，屬厥陰風木肝膽之氣。

熱類：凡諸病喘嘔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濁渾，腹脹，癰疽瘡疹，吐下霍亂，鼻塞鼽衄，血溢淋悶，驚惑悲笑譫妄，皆屬于熱，屬手少陰君火之熱。

濕類：諸痙強直，積飲痞隔中滿，體重胕腫，皆屬于濕，屬足太陽脾胃之氣所致。

火類：諸熱瞀瘛，暴暗冒昧，躁擾狂越。罵詈警駭，氣逆沖上，瘡瘍喉痹，耳鳴及聾，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屬于火，為少陽相火之熱，心包絡三焦之氣。

燥類：諸澀枯涸，乾勁皸揭，皆屬于燥，枯不榮旺，涸無水液，皸揭者，指皮膚啟裂，為陽明燥金肺與大腸之氣也。

寒類：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堅痞腹?jié)M，吐利腥穢，皆屬于寒，為足太陽寒水腎與膀胱之氣所致。

劉完素在書中無論論述五運主病，或六氣為病，均著重于陽氣、火氣和熱實相聯(lián)系。如論“吐下”時，他指出：“泄白為寒，青黃紅赤黑皆為熱也”。

(二)“亢則害，承乃制”：

劉完素于本書中多處引《內經》“亢則害，承乃制”之語，闡述陰陽變化之理，其書稱：“所謂木極似金，金極似火，火極以水，水極似土，土極似木者也，故經曰：亢則害，承乃制。謂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認似作是，以陽為陰，失其意也”，如其論“郁結”時稱：“凡郁結甚者，轉惡寒而喜暖，所謂亢則害，承乃制，而陽極反似陰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謂寒病……”。這表明劉完素所依據(jù)的“亢則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認識疾病，診斷疾病，考慮疾病標本逆從、陰陽分辨的思維過程，有一定古代樸素的辨證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醫(yī)家的重視。

(三)運氣學說的運用：

按運氣學說原在《內經素問》中有所闡發(fā)，但因文辭古奧，后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劉溫舒著《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以《素問》百運氣最為治病之要，其書三十論，二十七圖，發(fā)明運氣之理，但仍難于使學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時，崇信道家學說，以六氣司歲，五行統(tǒng)歲，劉完素生活在這一時代，因此他著書時也不能不受運氣學說盛行的影響，并在他著作中有較突出的反映。劉完素在論述《內經》病機十九條時，即以“五運主病”、“六氣為病”歸類，并曾稱：“不知運氣而求醫(yī)無失者鮮矣，”但是他所提倡的運氣學說已與劉溫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體現(xiàn)也就是在《素問玄機原病式》一書中對“五運多病”、“六氣為病“的分類和分析。

二、張元素臟腑辨證學說與易水學派

張元素受當時運氣學說影響，認為古今運氣不同，在不同運氣影響下所發(fā)病種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時，他把運氣與臟腑疾病認識作了聯(lián)系，并深入研究藥物的陰陽、升降、浮沉、補瀉的各種性能，發(fā)明藥理，注重創(chuàng)新方劑，在治療思想上強調“扶護元氣(胃氣)”的意義，從而對后世醫(yī)家，尤其對其傳人李杲、王好古、羅天益及其子張壁的醫(yī)學創(chuàng)新思想和“易水學派”的形成、發(fā)展產生重要影響，他所倡導的主要學術主張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倡臟腑辨證學說。

張元素受《內經》、《中藏經》、《小兒藥證直訣》等前人著作中有關臟腑辨證思想的啟發(fā)，系統(tǒng)總結上述諸書中這方面的理論，他在《醫(yī)學啟源》一書中詳述各臟腑天人相應關系、表里關系，并按“不及”、“太過”、“實”、“虛”、“寒”、“熱”幾大證候類型，描述各臟腑疾病的主要癥狀、脈象，提出五臟用藥原則或寒熱補瀉方藥例。張元素重視臟腑辨證治療思想，為貫徹這一思想，臨證雜病治療中，他積極地運用臟腑辨證手段指導用藥，尤其足以五臟為中心，治療一些常見病。如虛損證按程度不同，分出臟腑虛損六類證侯進行治療，他的這一思想，對后人尤其是其傳人重視臟腑疾病辨證論治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重視闡發(fā)藥物理論和應用原則。

張元素通過深入研究《內經》中七篇大論氣機升降浮沉、氣的陰陽厚薄、四氣五味等理論，把它廣泛應用于藥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異性等方面內容的闡發(fā)中，創(chuàng)立了一整套系統(tǒng)的藥物學理論，使之與臨床應用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為后世中醫(yī)學的發(fā)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他認為藥有寒、熱、溫、涼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藥物性味的不同組合，構成不同功效。此外它還與其性味的陰陽、厚薄屬性有關。為進一步闡述各類藥物在治療臟腑、經絡、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異性，他結合性味理論和臨證經驗，總結歸納出臨床常用藥的歸經、引經報使等理論，并在具體通方用藥方面總結了大量臨證用藥經驗，使其藥物學思想，既有理論上的系統(tǒng)性，又具辨證上的實用性，受到后世醫(yī)家的廣泛重視。

(三)重視胃氣。

張元素認為“四時以胃氣為本”，故“安谷則昌，絕谷則亡，水去則榮散，谷消則衛(wèi)亡，榮散衛(wèi)亡，神無所居”，由此可見他重視扶養(yǎng)胃氣的思想，故臨證他曾告誡后世傳人“養(yǎng)正積自除”。這些立論與劉河間學說比較，就會看出有很大不同，劉完素用藥寒涼，而張元素則力辟之，并且在用藥方面盡力講求藥物歸經，形成獨有特點。

張元素的這些醫(yī)學思想，由于他有獨到之處，故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醫(yī)學思想影響下，張壁、李杲、王好古、羅天益等都進一步發(fā)揮了他的學說，形成明顯的學術流派——易水學派，與當時興起的河間學派并立爭鳴于金元時期北方醫(yī)學界，李杲之后所以發(fā)明“內傷”學說，更加強調脾胃的重要，是和張元素的醫(yī)學思想分不開的。王好古在他的《湯液本草》中所發(fā)揮的理論，也都是以張元素醫(yī)學理論為基礎的。

由于張元素的醫(yī)學著作流傳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殘缺頗甚，一定程度影響了后世醫(yī)學家對元素學術地位和歷史貢獻的評價。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張元素，但客觀地看張元素的學術思想及其創(chuàng)新理論，對后人及“易水學派”其他醫(yī)家具有重要影響，其歷史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三、張從正的“攻邪”學說

張從正的主要醫(yī)學思想，首先主張“邪氣”說，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內而生，皆邪氣也。邪氣加諸身，速攻之可也，攬而留之何也?關于病邪，張從正認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內而生。病邪輕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時間經久則很難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設想鞏固人體元氣，如此很容易使人體真氣未得到恢復時，病邪卻有了發(fā)展。治療疾病當以制止病邪發(fā)展和驅除病邪為首務，所謂“邪去而元氣自復”。這是張從正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主要主張。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張從正認為邪有上、中、下之別，所以治療上也應采取針對性措施：認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療；在中之邪，凡風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療；而在下之邪，可用瀉下方法治療，張從正所謂汗法，包括灸、蒸、熏、滌（洗滌局部)、洗、熨、烙、針刺、砭射(砭石)、導引、按摩諸法，用以達到解表發(fā)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滲出不斷)、嚏氣、追淚，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積。所謂下法，不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積(消除積滯)、逐水、破經(通經)、泄氣等均屬之。

由上可見，張從正治療重在三法，以攻邪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藥之時，每每伴隨揃(包括熨、摩)；導(導引)、按(手按)、蹻(醫(yī)者或病患者抬舉足腿)之法以輔助治療。在用藥方面，也要根據(jù)年齡老、少、病之輕重，有增、有減，有續(xù)、有止，按證施用。

再次，張從正主張食補。他認為補法有六種，即平補、峻補、溫補、寒補、筋力之補、房室之補，凡應用補法必須謹慎。他主張“醫(yī)之道、損有余、乃所以補其不足也。”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攻邪除病，也就同時扶正，具有“補”的意義了，張氏還認為真正用補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養(yǎng)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說，人體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補藥，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臟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藥物。

由于張從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療比較峻猛，與太醫(yī)院一貫用藥和緩不符，故在當時即受到許多人的非議。

作為金代著名醫(yī)家，張從正醫(yī)學思想宗法劉完素，但是在治療用藥方面有自己的見解和發(fā)揮，他的治療以“攻邪”為主。應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對補法的認識，應該說與他當時處于北地，人民體質強悍，疾病多屬熱實有關，所以才有促進張氏醫(yī)學思想的發(fā)揮。后世人說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內傷論

李杲師從張元素，深受元素醫(yī)學思想的影響，結合自己多年的親身經歷和體會，創(chuàng)立了以“脾胃論”、“內傷論”為主的理論學說，成為這一時期最著名的醫(yī)家之一，對金元醫(yī)學的繁榮和后世中醫(yī)學的發(fā)展都產生重要影響。在學術上，他獨稱一時，歸納而言，可以概括為三點：

(一)尊師重道，發(fā)揚張元素藥物學說

張元素對藥物學有所創(chuàng)見，發(fā)明藥物氣味、陰陽、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創(chuàng)藥物歸經之說。李杲繼承考師學說，并加以發(fā)揚，他著《用藥法象》一書，原書雖佚，但大部份內容都收錄在王好古之《湯液本草》一書中。《湯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東垣先生藥類法象”和“東垣先生用藥心法”為題，收錄李杲主要藥學論述。在“藥性要旨”一節(jié)中指出：苦藥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藥平降，甘寒瀉火，苦寒瀉濕熱，苦甘寒瀉血熱。他還認為治病應知標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標，這樣疾病便可除去。為此，李杲按病癥詳述了用藥心得。這些用藥心得除宗法張元素說外，李杲更為完善的學識，對后世醫(yī)生用藥很有啟發(fā)。

(二)戰(zhàn)爭中建立內傷學說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戰(zhàn)爭期間，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開興元年，又改天興元年(1232)之際，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開封)被元兵圍困半個月，解圍之后，人民無病者極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絕。

李杲目堵了實際情況，當時這些疾病患者，醫(yī)生大都是按外感風寒治療的，結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視和思考。李杲回憶在金宣宗貞祐至興定年間(1214～1221)也有類似情形，李杲考慮戰(zhàn)爭期間都城被圍，人們驚恐之余，起居不時，勞役頻仍，寒溫失所，朝饑暮飽，以致胃氣虧乏。解圍之后，一旦飽食太過，因胃氣虧乏太久，兼以營衛(wèi)失養(yǎng)，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調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傷外為有余，有余者瀉之；傷內為不足，不足者補之?！薄皟葌蛔阒。堈`認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因此內傷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內傷學說的建立是前人沒有提出的，也是在戰(zhàn)爭時期他臨床中獨創(chuàng)的心得，為此他擬制了補中益氣湯以及升陽益胃湯，均取甘溫除熱、溫養(yǎng)脾胃、扶養(yǎng)元氣為主，為治內傷病的主方，深得后世醫(yī)家贊賞。

(三)發(fā)揚扶護元氣和溫養(yǎng)脾胃學說

李杲《脾胃論》，指出“人以水谷為本”，人的“元氣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后能滋養(yǎng)元氣”。人不能斷絕水谷，斷絕水谷則胃氣不生，五臟無由通利。李杲強調“夫飲食不節(jié)，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少，而生大熱?！薄拔讣炔。瑒t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反過來說，如“形體勞役則脾病，病脾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大便泄瀉，脾既病，則其胃不能獨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币虼似⑽钢饔梅浅Ｖ匾?，脾胃虛弱，總會影響人體陽氣不得生發(fā)，陽氣不足，陰氣則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虛弱所生，故治療必須重在脾胃。

綜上可見，李杲醫(yī)學學說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師張元素學說基礎上，進一步根據(jù)自己的臨床體會而發(fā)揮的，并把“易水之學”的發(fā)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論學說誕生以后，在金末元初醫(yī)學界受到人們的重視。金末時，李杲已具國醫(yī)之名，他的學說通過其著作的陸續(xù)出版及其弟子羅天益的繼承發(fā)揚，在元初產生了更大的社會影響，人們不僅突出地強調李杲發(fā)展“潔古之學”扶養(yǎng)胃氣的意義，而且逐漸把李杲“補土”理論的特色，作為與“河間學說”形成鮮明對比的“易水學說”主要特點。

這最終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醫(yī)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術自元朝以來，繼承者甚眾，受到醫(yī)學界的普遍重視。人們對于李杲因時創(chuàng)立“脾胃內傷”理論給予較高評價。

五、朱震亨“陽有余陰不足”論

金代的醫(yī)學創(chuàng)新理論，元代流傳到南方，經過朱震亨的發(fā)揮，又有了新的發(fā)展。

朱震亨早年從許謙學習理學，后轉而習醫(yī)，曾師從杭州名醫(yī)羅知悌學習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說，深感三家各有短長，在前人創(chuàng)新理論啟發(fā)下，他結合自己的體會及理學造詣，倡“陽有余、陰不足”理論，開拓了元代中期醫(yī)學發(fā)展的新局面，成為后來形成的“滋陰派”的宗師。

(一)反對拘泥《同方》：

按北宋時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劑局”，本是便民措施，但當時無論是民間還是醫(yī)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該書據(jù)證檢方，這種對《局方》應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羅知悌為師時就已有不同認識，為此，他特著《局方發(fā)揮》，指出：人之一身，血氣有淺深，體段有上下，臟腑有內外，肌膚有厚薄，形志有苦樂，年紀有老小，病的時間有長短，接受藥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療上，醫(yī)生還要考慮四時、地域、某經用某藥、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藥量輕重等，醫(yī)生必須綜合觀察后始可用藥。而《局方》則是各方之后條述證候、藥物分兩、修制方法外，就沒有其它議論了，這樣使一方通治多種疾病，應用時表面看立法簡便，如果過于拘泥，其實就是“按圖索驥”，不符合辨證施治原則。如治大腸便秘，秘有風熱、風虛的區(qū)別，其他證候無不盡然，均需辨證施治，沒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醫(yī)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發(fā)揮》一書，雖然篇章不大，但論述謹嚴，辨理精透，給后世醫(yī)家很大啟示，使中醫(yī)辨證施治思想重新得到發(fā)揚，并對當時民間病家及醫(yī)學界以《局方》對號求藥偏向起了糾正作用。

(二)倡“陽有余、陰不足”論：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響下，手著《格致余論》闡發(fā)醫(yī)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學思想馀緒立論。“陽有余，陰不足”這一觀點最早源于北宋程灝、程頤，他們曾說：“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虛，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笔苓@一思想啟發(fā)，結合人體生理病理特點，朱震亨創(chuàng)立了“陽有余，陰不足”論。他認為古人規(guī)定男女必須在近三十歲或二十歲時始議嫁娶，原因就是到這一年令時，人的“陰氣”始成，才可與“陽氣”相配。但這種陰陽相配時間，一個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歲(陰)經斷，男子六十四歲(陰)精絕。(故人體陰氣難成易虧)加之人常因飲食不節(jié)，色欲過度，生活調理失常，引動相火、耗傷陰精，這樣很難保持陰平陽秘。

上述觀點認生理、病理、攝生調養(yǎng)等方面把人體“陽有余，陰不足”的特點，提高到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論特色。

(三)相火論：

朱震亨的“相火”論，是在他“陽有余、陰不足”的理論上產生的。他認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氣相生，配于五行，故謂之君，”生于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動，這全是由于相火的關系。相火寄于肝腎二臟，肝主木，腎主水。膽者肝之腑，膀胱為腎之腑，肝腎之陰，悉具相火，可見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飲食不節(jié)，常易引動相火，煎熬真陰陰虛則病，故這時相火便“為元氣之賊”，在病理上為害較大。

(四)治療雜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僅在醫(yī)學理論上有自己的見解，同時，在雜病治療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視對火證(內火)的治療，對實與虛的關系，他又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他認為陰虛與火旺密切相關，故臨證宜以滋陰為本，即所謂“補陰即火自降”，以瀉火為標，即“瀉火為補陰之功“，從而創(chuàng)立了陰虛發(fā)熱的治療。對其他雜病治療，他強調“氣、血、痰、郁”之因，用藥有自己的規(guī)律、即屬于氣之病，用四君子湯；血之病用四物湯；痰之病用二陳湯；久病屬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陸續(xù)有王履、趙以德、戴元禮、劉淑淵等先后師從之，使其學說得以繼續(xù)發(fā)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顯的學派流風，其中尤以戴元禮最得師傳。曾著《證治要訣》十二卷，論述內外各科雜病，理趣深遠。他還校補朱震亨《金匱鉤玄》一卷，闡發(fā)各種雜病治療，大體均以清熱滋陰為宗，對朱震亨醫(yī)學思想頗多發(fā)揮。

六、金元醫(yī)學爭鳴創(chuàng)新的評價

金元時期諸醫(yī)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臨床上，其突出的創(chuàng)新成就，對明、清乃至今日中醫(yī)學的發(fā)展，都有重要影響。

(一)金元醫(yī)學爭鳴興盛的原因：

“金元醫(yī)學”在短短一百多年間，從誕生、成長到發(fā)展，始終貫穿著“開拓”、“創(chuàng)新”、“爭鳴”這樣一種新的醫(yī)學風尚，使以劉完素、張元素、張子和、李杲、朱震亨等為代表的金元醫(yī)家，都能形成理論上各有建樹，實踐中互有補充的發(fā)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幾個方面。

1、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所決定。這里有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變遷、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或統(tǒng)治者多未以正統(tǒng)思想干涉，故利于創(chuàng)新，如劉完素所處的時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時刻威脅著金朝生存。金世宗為圖富強，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優(yōu)化政策，以推賢薦能，鼓勵創(chuàng)新，形成較活躍的學術氣氛。受此影響，劉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認識規(guī)范，開拓“思路”，獨樹一幟地創(chuàng)立和倡導“火熱論”。二是某些多發(fā)疾病，對醫(yī)家有所啟發(fā)。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戰(zhàn)，他屢經戰(zhàn)亂，目睹1232年京師被困，脾胃內傷病多發(fā)，死人無數(shù)的慘狀，深感妄辨內傷為外感之害，進而創(chuàng)立了“脾胃內傷”理論，三是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應理論。

意識形態(tài)及學術領域某種理論研究風氣的影響。宋代盛行的運氣學說流傳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應。金朝醫(yī)家敢于提出運氣古今有異，故疾病發(fā)生種類、性質也有不同等觀點，擺脫了舊有常規(guī)來思考問題，他們充分運用五運六氣理論有關方法對中醫(yī)基本理論中六氣、病機、治療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從而為研究領域引入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認識。正是由于意識形態(tài)領域學術思想中活躍的創(chuàng)造精神，賦予金元醫(yī)家一種全新的認識角度和思維方法，使之能夠突破常規(guī)，在醫(yī)學理論發(fā)展無法解決實際應用的矛盾時，創(chuàng)立了適應社會需要的新的辨證施治理論，帶來金元醫(yī)學的繁榮。

金元醫(yī)家善于繼承、敢于創(chuàng)新的結果，自劉完素進行開拓性研究以后，后來很多醫(yī)家與前代名醫(yī)多有師承或私淑關系，但縱觀各家醫(yī)論，繼承之中又極少局限于前人的認識，如張子和承襲河間注重寒涼攻邪的理論，但于汗、吐、下三法的應用及邪正關系有新的發(fā)揮；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護元氣、講究藥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陰證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創(chuàng)見，宋丹溪更是博采眾家，另辟新徑，在“火”與“陰陽”理論上對前人認識作了新的補充。這種既有繼承，又有發(fā)展、創(chuàng)見的學風，成為整個金元時期醫(yī)學領域十分突出的風尚，這實際就是金元醫(yī)學出現(xiàn)不斷創(chuàng)新、爭鳴激烈的繁榮景象的重要原因。

2、醫(yī)學發(fā)展的客觀需要。晉唐以來，方劑積累明顯增加，但藥物和方劑理論卻發(fā)展不足，雜病及外感病診治比較僵化，辨證與用藥之間還缺乏有機的聯(lián)系，加之《局方》盛行以來，喜溫好補，臨證處方十分機械，使得前朝醫(yī)學發(fā)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質的突破。到金元，由于各類疾病多發(fā)，而舊有理論指導下的臨證方法，難以適應社會實際需要。在這種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金元諸醫(yī)家本著“改證世俗謬說”之旨，突破前人認識范圍，創(chuàng)立了一個又一個具有獨特風格的醫(yī)學理論學說，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證、用藥、及具體外感、內傷病方面，都取得了明顯進展。

（二）金元醫(yī)學創(chuàng)新成就的影響和評價：

金元醫(yī)學的創(chuàng)新，猶如一股清鮮空氣，隨著時代發(fā)展，吹進了明清兩代，對明、清醫(yī)學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如明代醫(yī)學家薛己、趙獻可、張景岳等，繼承易水學派溫補之余緒，又受丹溪“陽有余、陰不足”等理論的啟發(fā)，創(chuàng)立了雙補陰陽的溫補學說，清代醫(yī)學家葉天士、吳塘、王孟英等。受河間外感火熱病治療思想的影響，同時吸收易水學派護養(yǎng)脾胃的基本觀點，發(fā)展成為辛涼解表、甘毒護陰的溫病學說。此外，易水學派創(chuàng)立的藥物學理論，在明代《本草發(fā)揮》、《本草綱目》等著作中得到較完整的繼承，并成為現(xiàn)代中醫(yī)藥物學理論的重要內容。金元醫(yī)家創(chuàng)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書收錄，如《普濟方》、《醫(yī)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傳至今，仍然是臨床醫(yī)生常用的治療方劑。至于其眾多的治療方法，如甘溫除熱法、滋陰降火法、行氣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們的重視。

金元醫(yī)學的成就不僅影響了中國醫(yī)學的發(fā)展，而且在明代東傳日本、朝鮮。16世紀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學醫(yī)，弟子田代三喜留華12年，專攻李杲、丹溪之學，回國后成立了“丹溪學社”，奉丹溪翁為醫(yī)中之圣，后傳其學至弟子曲直瀨道三，發(fā)揚光大，流傳至今。朝鮮醫(yī)家金禮蒙《醫(yī)方類聚》、許浚《東醫(yī)寶鑒》，也大量收錄了東垣等醫(yī)家的醫(yī)論和方劑。

如何正確看待金元醫(yī)家各自的特長，歷代有種種見解。明代王綸在《明醫(yī)雜著》中作了較客觀地歸納：“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钡菤v代醫(yī)家反復告誡，不應拘泥，如李中梓在《醫(yī)宗必讀》中指出“師守真而過，則偏于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于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于清降”，只有綜合諸家之長，全面、客觀地看待金元醫(yī)家的創(chuàng)新成就的歷史價值及現(xiàn)實意義，才能從中獲取有助于中醫(yī)現(xiàn)代化的實質性內容。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什么會出現(xiàn)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局面？主要學派有哪些

百家爭鳴”反映了當時社會激烈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主要是新興地主階級和沒落奴隸主之間的階級斗爭.這個時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個封建時代文化的基礎,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由封建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過渡的時期,新舊階級之間,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斗爭復雜而又激烈.
代表各階級、各階層,各派政治力量的學者或思想家,都企圖按照本階級（層）或本集團的利益和要求,對宇宙對社會對萬事萬物作出解釋,或提出主張.他們著書立說,廣收門徒,高談闊論,互相辯難,于是出現(xiàn)了一個思想領域里“百家爭鳴”的局面.
各大“家”——儒家
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現(xiàn)在山東曲阜）人,被后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他的理論的核心是“仁”,他認為仁就是要愛人,要求人與人之間要相互愛護,融洽相處；實現(xiàn)‘仁’要做到待人寬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體現(xiàn)仁的制度或行為的準則是“克己復禮”.孔子首創(chuàng)私人教學,主張“有教無類”,認為不分貧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同時也打破了貴族壟斷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張”為政以德","節(jié)用而愛人",使百姓"足食",國家"足兵",取得"民信".這種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觀和倫理觀.
著作：《春秋》
孔子整理的《詩》、《書》、《禮》、《易》、《樂》五種教本,被后人稱為"五經".
儒家學派在孔子以后發(fā)生分裂,至戰(zhàn)國中期孟子成為代表人物.孟子名軻字子輿,戰(zhàn)國時期鄒國人,是孔子的嫡孫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亞圣”之稱.孟子的主張是復古倒退的,當時許多國王都認為不合時宜.他主張“仁政”,進一步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的倫理觀是“性本善”.
儒家的代表人物還有荀子.荀子名況,時人尊他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張“仁義”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則覆舟”.也哲學方面堅持“天行有?！?“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認為人生來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這就形成了人們"好利"好聲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過學習禮儀,通過法治,可以使小人變?yōu)榫?普通人變?yōu)槭ト?荀子的這種主張,被稱為"性惡論”.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綜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積極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
孟子、荀子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有吸收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使儒學體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zhàn)國后期的,儒學發(fā)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編輯本段]各大“家”——墨家
墨家學派創(chuàng)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戰(zhàn)國初期魯國人.
墨子的主張和儒家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世卿世祿制度,主張尚賢,任用官吏要重視才能,打破舊的等級觀念,使“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書,是他的弟子根據(jù)受課筆記編撰而成的.
他主張“兼愛”、“非攻”和“尚賢”.
[編輯本段]各大“家”——道家
道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人,約與孔子同時,出身于沒落貴族.反映他思想的書為《老子》,又名《道德經》,大約是戰(zhàn)國人編纂的.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未普遍的無所不包的最高哲學概念.在他看來,道是凌駕于天之上的天地萬物的本原.他還提出“天發(fā)威,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絕對權威.
老子的哲學里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矛盾兩方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途徑是“守靜”
政治上提倡“無為而治”.無為是指不妄為,不胡作非為,為所欲為.
道家在戰(zhàn)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莊周.莊周是宋人,出身于沒落貴族家庭,曾做過宋國漆園吏的小官.后來厭惡官職,“終身不仕”.《莊子》一書,是由他和門人編成的. 又名《逍遙游》是與《道德經》齊名的道家經典.
莊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為學說為基礎而發(fā)展的.《莊子》一書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對道家學說加以解說.其中的語言形式對中國的古代小說和傳奇的文本表達有重大的影響.
[編輯本段]各大“家”——法家
法家學派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韓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集大成者.
韓非是荀子的大弟子,與李斯同學,出身于韓國的貴族家庭.《韓非子》一書是他總結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韓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學派的長處,提出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編輯本段]各大“家”——兵家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軍事家孫武.當時著名的兵書有《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是孫武寫的一部軍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等軍事名言就出自這本書.今天此書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譽,很多西方的軍事學校都把它列為教材.戰(zhàn)國時期,孫武的后代孫臏繼承發(fā)揚了他的軍事思想,寫成了《孫臏兵法》.他們當時被稱為兵家.
[編輯本段]各大“家”——名家
該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一個學派,名家并沒有共同的主張,僅限于研究對象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一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歷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一塊石頭,用眼只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只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tǒng)一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zhàn)國末期,后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糾正,提出了“堅白相盈”的觀點,荀子亦強調“制名以指實”.
[編輯本段]各大“家”——陰陽家
陰陽"的概念,最早見于《易經》,"五行"的概念最早見于《尚書》,但兩種觀念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年代.
到戰(zhàn)國時代,陰陽和五行漸漸合流,形成一種新的觀念模式,便是以"陰陽消息,五行轉移"為理論基礎的宇宙觀.陰陽家是戰(zhàn)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并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于上古執(zhí)掌天文歷數(shù)的統(tǒng)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列"陰陽家"為六大學派之首.
“諸子百家”之一：劉歆《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著錄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將其列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書則使“諸子百家”（先秦至漢代出現(xiàn)的學術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傳較廣,影響較大的最為著名的學派不過有幾十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農家、雜家、小說家等.
[編輯本段]各大“家”——縱橫家
縱橫即合縱連橫.
戰(zhàn)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韓非子》說：“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反復無常,設第劃謀多從主觀的政治要求出發(fā).合縱派的主要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主要代表是張儀.最后蘇秦失敗了,張儀勝利了.在張儀、蘇秦之后,齊國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縱橫家魯仲連,人稱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縱和六國抗秦,不過還是以失敗告終!
[編輯本段]各大“家”——雜家
雜家（záji?。┲袊鴳?zhàn)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采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于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的出現(xiàn)是統(tǒng)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
雜家,列于諸子中,是很鮮明的一派,因為它是戰(zhàn)國末至漢初兼采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一. 后有趙蕤著綜述雜家.
戰(zhàn)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制國家紛紛出現(xiàn),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tǒng)一.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xiàn)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一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zhàn)國末學術文化融合的趨勢.
雜家的特點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雜家雖只是集合眾說,兼收并蓄,然而通過采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
[編輯本段]各大“家”——農家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注重農業(yè)生產的學派.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并稱：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
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zhàn)政策,獎勵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研究農業(yè)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yè)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于《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編輯本段]各大“家”——小說家
小說家,是先秦與西漢雜記民間古事的學派.
在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小說家指的是一類記錄民間街談巷語的人,而小說家被歸類于古中國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說家所做的事以記錄民間街談巷語,并呈報上級等為主,然而小說家雖然自成一家,但被視為不入流者,劉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列,影響甚小.然而小說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側面,卻是其它九流學派都無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說
[編輯本段]百家爭鳴出現(xiàn)的原因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zhàn)國是思想和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群星閃爍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諸子百家彼此詰難,相互爭鳴的盛況空前的學術局面,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兼并戰(zhàn)爭接連不斷,文化思想空前活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現(xiàn)于這個時代,構成了中華文明的精華和基礎.
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就是知識分子——“士”階層的出現(xiàn)和活躍.
“士”階層是如何產生的呢?西周之時,學校都是官府的.《周禮》明確規(guī)定,“古者學在官府”.那時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學校的老師.章學誠先生說：“三代盛時,天廠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說的就是“學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著學校,學必須以官吏為老師,各種各樣的學問,都要向官府有關主管的官吏學習.比如,要學習法律,《周禮·地官》記載“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學習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學習,只有王公貴族的子弟才有資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識的.周平王東遷,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現(xiàn)了“禮壞樂崩”的形勢.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諸侯國,有的則流落民間.“學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辦學蓬勃興起,入學條件西周時大力改變,像孔子所辦的私學提倡“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貴賤等級,只要學生送給他“束俯”(一串臘肉)作為學費,就可以了.這樣便大大擴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圍,因而有學問的人多了起來.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士”.“士”的成分很復雜.他們分屬各個階級.“士”可以經人推薦而擔任官職.很多有經濟基礎的人棄農為士,而私人辦學的發(fā)達,提供了這一條件.
“士”階層的活躍,和當時社會的“養(yǎng)士”之風的盛行,有密切的關系.春秋時代已經開始“養(yǎng)士”,而戰(zhàn)國時期更為盛行.各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加強自己的實力外,為了逐鹿中原,統(tǒng)一中國,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紛紛“養(yǎng)士”,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如春秋晚期,齊國的田常,早在齊景公時就施惠于“士”.每殺—頭牛,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來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僅取“二制”,即兩匹布帛,其余的分給“士”做衣服穿.又如戰(zhàn)國初期的魏文侯草賢禮士,他周圍有一大批知識分子.戰(zhàn)國中期.齊威王、宣王之時,在都城臨淄西門外設謖下學宮,招探天下文人學士,在那里講學和著書立說.議論朝政.后來的“四公子”,即齊國的孟嘗君、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養(yǎng)士”多達幾千人.戰(zhàn)國后期秦國的呂不韋,也有“食客三千“,多為有一技之長者,“士”中許多優(yōu)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為卿相,如商鞅、吳起等,學術活動也受到鼓勵和資助.
此外,當時諸侯各國致力于富國強兵,對學術研究采取寬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關系.特別是戰(zhàn)國時期,各諸侯國對“士”往往都采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學術自由.這就為“士”著書立說、發(fā)表個人的意見,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從而大大促進了戰(zhàn)國時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稷下學宮是最為典型的例證.
戰(zhàn)國時代,由于齊國經濟發(fā)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齊國君王給予士人的優(yōu)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匯集稷下.而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學術場所.并使諸侯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幾乎無一例外,成為了當時的一種模式.
稷下學宮的創(chuàng)建與興衰歷史,基本上與田齊政權共始終.隨著田齊的強弱而興衰.學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創(chuàng)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后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發(fā)展于齊威王時期,興盛于齊宣王時期；中衰于齊憫王時期；中興于齊襄王時期；亡于齊王建,秦滅齊時.大約存在了150年,但對后世產生的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學宮是田齊王朝興辦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齊以后,歷代君主無不發(fā)憤圖強,勵精圖治,圖謀稱雄諸侯.稷下學士則是為田齊君王們的政治需要,制造輿論、設計藍圖、擬定典章制度.客觀上也是適應田齊統(tǒng)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學宮首先是一個智囊團性質的機構.其次,就是炫耀國力,標榜尊賢至士,吸引人才.這就為學術交流、文化傳播、百家爭鳴創(chuàng)造了優(yōu)越的政治環(huán)境.故稷下學宮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質.
“不治而議論”,是稷下學士的主要活動特點之一,這一特點體現(xiàn)了學官鮮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職”.雖有上大夫的頭銜.但不但任實際職務.“議論”,就是議論時政、國事、治亂之策,為田齊統(tǒng)治者提供決策依據(jù),以實現(xiàn)智囊團的功能.而他們的議論時政,是在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內,對田齊統(tǒng)治者的政治活動提出批評意見和決策參考建議,沒有或者少有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情況,所提意見及建議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時,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學者利用齊國提供的良好的環(huán)境與條件,潛心研討,互相爭鳴,取長補短,豐富和發(fā)展了各自學派的學說.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大融合.這一時期產生了一大批不同學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豐富補充.即有黃老學派,也有儒家、法家、陰陽家等等.《漢書·藝文志》就記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錄.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學者薈萃稷下,往往是率領弟子門徒一并來的.稷下先生與各派著名學者在學宮傳道、授業(yè)、解惑,培養(yǎng)出了眾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歲就到此學習,后來成為了稷下的學術大師.而孟子兩次入齊講學,時間長達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據(jù)《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齊宣王時稷下學宮有“數(shù)百千人”,其戶下不乏有成就者.對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齊錄用為各級官吏,直接參與齊國的政治活動,《戰(zhàn)國策·齊策》對此有所記載.
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也.”這所說的就是指各派學者的定期學術例會.在例會上,各學派推薦出他們學派的代表,闡發(fā)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這實際就是為各學派提供學術交流與爭鳴的機會,以便更好地豐富、發(fā)展他們的學說,獲得政治上的重視.但他們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潔難,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fā),也有對宇宙奧秘的思考.稷下學宮作為戰(zhàn)國百家爭鳴的主要園地,而這類學術報告例會則是百家爭鳴的集中體現(xiàn).
無論在戰(zhàn)國早期魏國的“西河之學”,或是戰(zhàn)國中期齊國的謖下學宮,還是戰(zhàn)國晚期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所實行的學術政策都是寬容的.各國對“士”給以十分優(yōu)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齊國威王、宣王時期的謖下學宮尤為突出,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百家爭鳴的發(fā)源地.田齊政權雖然倡導黃老之學,但對各家各派的學者并不排擠打擊.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禮遇.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比如儒家大師孟子與齊威王、宣王的政見是不同的.但在謖下學宮都受到重視,爵祿都是相當高的.齊宣王多次向盂子問政,甚至象齊伐燕這樣的重大決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見.后來終因為彼此政見不合,孟子離開齊國.但齊宣王還盡量挽留他,“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即打算給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資助其辦學.
由于春秋戰(zhàn)國諸侯對“士”的寬容政策,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鳥那樣,可以“擇木而梧”,從而促進了各國的人才流動.比如商鞅在魏沒有得到重用,聽說秦孝公“廣令國中求賢者”,于是西入秦,求見秦孝公,終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鄒衍本是齊國人,在謖下學宮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滿齊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為燕昭王之師.在齊襄王時,鄒衍又回到謖下學宮,并在齊王建時作為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而從未受到非議.又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春秋戰(zhàn)國這種待殊歷史環(huán)境,對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出現(xiàn)創(chuàng)建了良好的條件.
在學術自由的環(huán)境中,謖下先生們敢于沖破舊傳統(tǒng)的思想束縛,敢于探求和創(chuàng)新的精神得到發(fā)揚,大大促進了學術的發(fā)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各種觀點紛然并存,各種針鋒相對的辯論時有發(fā)生,這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
百家爭鳴出現(xiàn)的原因概括起來是以下幾點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當時處于社會大變革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各諸侯國的國君為了在爭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競相招賢納士,運用不同思想學說以使自己的國家富足強大起來.這便給百家爭鳴創(chuàng)造了一個寬松的學術氛圍.
其二,經濟因素.當時經濟有了極大發(fā)展,這使得有某些人成為有閑階層,有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活動.
其三,科技因素.科學技術取得了較大進步,如天文學、數(shù)學、光學、聲學、力學、醫(yī)學等方面在當時均達到較高水平.這些科技成果標志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豐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當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結果是打破"學在官府"的局面,使原來有貴族壟斷的文化學術向社會下層擴散,下移于民間（這種歷史現(xiàn)象被稱為"文化下移"）,致使"私學勃興".
其五,學術自由因素.各學術團體于政治權勢是相對于獨立的.他們雖從不同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出發(fā),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時事,闡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個政治權勢集團,而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
此外,各個學派之間、同一學派的不同流派之間,既相互斗爭又相互學習和借鑒.這也是促成百家爭鳴的另一重要因素.
[編輯本段]各家的代表人物,作品,主張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論語》、《孟子》、《荀子》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楊朱.作品：《道德經》、《莊子》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4.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商鞅.作品：《韓非子》
5.兵家,代表人物：孫武、孫臏.作品：《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6.名家,代表人物：鄧析、惠施、公孫龍、桓團.作品：《公孫龍子》
7.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
8.縱橫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蘇秦、張儀.主要言論傳于《戰(zhàn)國策》、《鬼谷經》
9.雜家,代表人物：呂不韋 作品：《呂氏春秋》
10.農家,農家代表：許行
11.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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