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問》校詁派治學特色

《素問》校詁派治學特色

——皖派樸學家《素問》校詁研究（三）

摘要：本文論述了《素問》校詁派的治學特色：一是繼承皖派樸學治學風格。皖派治學風格有六點：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情感、汰華辭。樸學家胡澍、俞樾、孫詒讓等治《素問》風格一承段玉載、王念孫，多方尋求證據，條分縷析。二是正確對待前人考訂成果。有選擇地予以吸收；對前人的失誤，也能在嚴密考證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三是考證方法系統(tǒng)全面。校詁派善于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地綜合考證，將文字、音韻、訓詁、語法、校勘、醫(yī)理等有機統(tǒng)一起來進行考證。四是考證文理與闡釋醫(yī)理有機統(tǒng)一。樸學家在由基礎訓詁向專業(yè)訓詁深入的同時，帶來了方法學上的突破，即在小學訓詁方法基礎上，融合了專門的醫(yī)學訓詁方法，闡釋醫(yī)理以疏通文理為基礎，考證文理與辨析醫(yī)理相統(tǒng)一。

一承皖派樸學治學風格

章太炎總結皖派治學風格有六點：審名實、重佐證、戒妄牽、守凡例、斷情感、汰華辭。樸學家胡澍、俞樾、孫詒讓等治《素問》風格一承段玉載、王念孫。如詳析古籍錯訛現象、版本比較基礎上注重矛盾分析、充分運用語言文法規(guī)律校讀、充分運用古音學知識校讀、充分運用文字學知識校讀 充分運用訓詁學知識校讀等等，都體現了皖派樸學家學術上的一脈相承性。如：?？惫偶蚶貌煌陌姹?，或根據類書古注，或參考不同記載，從中發(fā)現分歧，這是常用的方法。但是，王念孫的?？辈⒉粷M足于根據不同版本、專書、古注比較文字異同。他根據材料發(fā)現分歧，揭示矛盾，還從多方面進行論證，講明底本存在的問題，找出矛盾所在，推究致誤的原因，然后作出論斷。如：

《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念孫案：此下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洞蟠饔洝芬嗝摯硕?。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后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逗榉墩x》云：“荀卿書志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今本泥下有中字，涉上文而衍——原注），與之兼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引》曰：“‘蓬生麻中’以下，并見《荀卿子》?！卑福荷衔囊秱鳌吩弧扒嗖沙鲇谔m”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大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群書治要·曾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燕禮》云：乃，猶而也——原注）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戴》同——原注）。”考《荀子》書多與《曾子》同者，此四句亦本于《曾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1］

這里先從意義和韻腳分析，認為應該有“白沙在涅，與之俱黑”二句，然后根據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和《索引》、《洪范正義》，指出漢唐人所見的《荀子》有這兩句。另一方面又認為《荀子》一書在文字上多和《曾子》相同，《曾子·制言篇》有這兩句，《荀子》也應該有。因而懷疑這是“后人依《大戴》刪之”。從這里可以看出，王念孫在提出論點之后，往往多方面尋求證據，條分縷析，如層層剝筍，啟示人們校讀古籍從什么地方入手，用什么方法論證。這種嚴謹的治學風格，對胡澍、俞樾、孫詒讓等影響非常大，以致他們在校讀古醫(yī)籍時，也非常講求言之有據，多方論證，絲絲入扣。如：

《氣交變大論》：“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凄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脅，外在關節(jié)?！薄巴敛患?，四維有埃云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fā)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睂O詒讓案：《氣交變大論》“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又云：土不及，四維有埃云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坼之政?！睂O詒讓案：后《五常政大論》篇云：“發(fā)生之紀，其德鳴靡啟拆”，《六元正紀大論》篇云：“其化鳴紊啟拆”，與此“鳴條鼓坼”，三文并小異，而義旨似同。竊疑“鳴條”當作“鳴璺”，“鼓”亦當作“啟”。上文云：“水不及，則物疏璺”。《六元正紀大論》又云：“厥陰所至，為風府，為璺啟”。注云：“璺，微裂也。啟，開坼也?！比粍t鳴璺者，亦謂風過璺隙而鳴也，其作條、作紊、作靡者，皆訛字也。璺者，釁之別體?！斗窖浴吩疲骸捌髌贫措x謂之璺”。郭注云：“璺，音問?！迸c紊音同，故訛為紊。校寫者不解鳴紊之義，或又改為鳴條（條，俗省作條，與紊形近）。釁，俗又作舋。鈕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舋，釁之俗字”。釁一變?yōu)椤?，見唐等慈寺碑；再變?yōu)椋稜栄拧め屛摹芬敉龇朔?，與靡音近，則又訛作靡。古書傳寫，展轉舛貿，往往以此，參互校，其沿訛之足跡，固可推也。

這里先在《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六無正紀大論》他篇對校的基礎上，提出“鳴鼓坼、鳴靡啟拆、鳴紊啟拆”三文雖異而義旨同。然“鳴條”、“鳴靡”、“鳴紊”皆不成詞，故進一步從上文“水不及，則物疏璺”引出三者皆當作“鳴璺”，鳴璺者，謂風過璺隙而鳴也，其義可知，并引《方言》、《說文新附考》、《爾雅》等以訓釋之，一步步推理沿訛之足跡：璺與紊音同，故訛為紊。校寫者不解鳴紊之義，或又改為鳴（，俗省作條，與紊形近）。璺者，之別體，俗又作。音亡匪反，與靡音近，則又訛作靡。

正確對待前人考訂成果

首先，校詁派學者在研究《素問》時，能夠對已有成果持正確態(tài)度，有選擇地予以吸收。

宋代是我國整理校勘醫(yī)學典籍的重要時期。由于崇尚文事，注重典籍，在致力于經史之余，對醫(yī)學書籍，也頗為重視。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開設崇文院校理群書之時，專門“置校正醫(yī)書局于編修院，以蘇頌、陳儉等為校正醫(yī)書官”。［2］《素問》王冰注本就是經過宋林億等校定后而傳于世的，其校勘內容以“新校正”標出。此次?？碧攸c有：第一，因屬于宋代國家級主持的大型?？惫ぷ?，故人力、財力、物力皆有良好的保障，其?？比藛T素質好，校勘資料充實，?？彼礁?。第二，是目前存世的最早對《素問》進行全面校定的代表作，故有較強的可靠性。第三，影響最深遠。今天的傳世《素問》本子皆是以王冰注、林億校定的本子為母本的翻刻本。

校詁派善于權衡諸家之說，充分重視宋代“新校正”所取得的成就，并能在其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考證。如：

《素問·調經論》：“神不足則悲”。

新校正：“詳王注云：‘悲，一為憂，誤也?！础都滓医洝芳啊短亍凡⑷鹱⒈静⒆鲬n?！?/p>

于鬯案：“此‘悲’字必以作為是。王注云：‘悲，一作。誤也?！瘎t以不誤為誤矣。然固明有作之一本也。林校正引《甲乙經》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亦并作。上文云：‘神有余則笑不休’，與休葉韻，若作悲，則失韻矣。蓋字古作，與悲亦形相似而誤也?！?/p>

注釋派吳昆、馬蒔、張介賓、張志聰、高士宗等，對《新校正》內容基本忽略不計，多直接隨文釋義，凌駕于原文語意基礎之上而發(fā)揮出諸家之說。尤其是有些經文的差異，涉及到根本對立的不同結果，諸如“陰”與“陽”、“上”與“下”、“已”與“己”、“錫”與“餳”、“不堪”與“不甚”、“不得臥”與“不時臥”等，往往一字之差，而意義則與原文醫(yī)理之旨大相徑庭。注釋派對此的忽視是其醫(yī)學治學致命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對后世的負面影響非常大。

其次，對前人的失誤，也能在嚴密考證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予以糾正。如：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p>

王冰注：“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p>

馬蒔注：“惟圣人為能行之，彼愚人則當佩服之?！?/p>

張介賓注：“圣人與道無違，故能行之；愚者信道不篤，故但佩服而已。”

張志聰注：“愚者止于佩服，而不能修為?！?/p>

高士宗注：“圣人行之先，愚者佩之于后，佩之而從陰陽，則生；不能佩而逆之，則死?！?/p>

王冰及后世注釋家們多將“佩”望文生義為“佩服”。這里應以通假訓“佩”通“倍”或“悖”，胡澍、俞樾、孫詒讓、于鬯等校詁派以雄厚的小學功底進行較為嚴密、科學的考證，有理有據地指出了王冰等注釋家注說中存在的諸多錯誤。

又如《素問·痹論》“凡痹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王冰注：“蟲，謂皮中如蟲行?！憋@然是望文生義。樸學家通過聲訓和音韻考證，訓蟲當為“”之借字，且“”與“縱”為韻，并結合醫(yī)理以駁王冰。在統(tǒng)計了胡澍、俞樾、孫詒讓的81條考證條目中，糾王冰之錯就占了一半以上。

考證方法系統(tǒng)全面

在總體上，注釋派相對于校詁派來說，在?？庇栐b方面存在著種種局限與不足。主要表現在：首先是考證方法不夠系統(tǒng)全面，尤其是疏于古音通假；其次是整體的訓釋水平也不如校詁派嚴謹，尤其是對于訓詁專籍的參閱不夠。如：

《素問·瘧論》：“夫瘧皆生于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

張介賓注：“，皆也。瘧，殘瘧之謂，瘧癥雖多，皆謂之瘧，故曰瘧?！边@里張氏訓“為“皆”義，誤。“”是瘧的一種。

王念孫在訓“疥”字時言：“疥，讀為。《說文》‘，二日一發(fā)瘧也?！端貑枴ど鷼馔ㄌ煺摗吩疲骸膫谑?，秋為瘧。’《左傳·昭二十年》：‘齊候疥遂’，梁元帝讀疥為。《正義》引袁狎說云：‘是小瘧，是大瘧。’則疥與通?！保?］

所謂“瘧”泛指瘧疾，二字連文，屬同義詞連用。王念孫有理有據的綜合論證足以糾正張介賓之錯解。

縱觀皖派樸學家醫(yī)學考證過程，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善于多方位、多層次、多角度地綜合考證，引進小學方法，將文字、音韻、訓詁、語法、?？薄⑨t(yī)理知識有機地統(tǒng)一起來以運用到具體問題的考證中去。雖說受歷史條件限制，有少數考證的結果有待進一步研究，但其治學的途徑無疑是科學進步的。相比之下，注釋派的考證方法都較單一，且偏重于醫(yī)理方面的解釋。如：《素問·上古天真論》：“食飲有節(jié)，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焙诳隙ā靶滦Ｕ敝畠热莼A上，首先對“作”通“詐”進行了訓詁考證；繼之是根據對文互義分析：“法于陰陽，和于術數”，相對為文；“飲食有常節(jié)，起居有常度”相對為文；“不妄”與“不作”相對為文，并引《素問·徵四失論》文以旁證之；再進一步從音韻學角度考證：“作”古讀若“胙”，上與“者”、“數”、“度”為韻，下與“俱”、“去”為韻。在上述考證基礎上，分析王冰本改“飲食有常節(jié)，起居有常度”為“食飲有節(jié)，起居有?！保瑒t與句法虛實不對；改“不妄不作”為“不妄作勞”，是誤讀“作”為“作為”之“作”；而以“作勞”連文，殊不成義，既乖經旨，又昧古人屬詞之法，且使有注之文，不能諧讀。一舉而三失隨之。俞樾則在胡澍考證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致誤的原因是因全氏注文有“?！弊郑`入正文，遂奪去“度”字。這里涉及了?？敝R、通假知識、語法知識、音韻知識以及大量的引證材料。而注釋派們則多是較單一的串講句子以釋醫(yī)理，并把對詞義的解釋融合在釋句中，缺乏對句中一些重點字詞的考證研究，治學的方法途徑有異，其研究的結果也往往大相徑庭。

考證文理與闡釋醫(yī)理有機統(tǒng)一

樸學家在由基礎訓詁向專業(yè)訓詁深入的同時，帶來了方法論上的突破，即在小學訓詁文法基礎上，融合了專門的醫(yī)學訓詁方法，闡釋醫(yī)理以疏通文理為基礎，考證文理與辨析醫(yī)理相統(tǒng)一。注重在嚴謹科學的考證方法基礎上進行醫(yī)理解釋，以正確的治學方法取勝于注釋派的解釋。治學的根本在于方法，從這一點來說，校詁派的學術意義是深遠的。如：

《素問·上古天真論》：“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余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p>

王冰注：“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p>

胡澍案：“此謬說也。詳岐伯之對，謂年老雖亦有子者，然大要生子常期，男子在八八以前，女子在七七以前，故曰：‘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胁贿^盡八八’之‘男’，即承上文之‘丈夫’而言，‘女不過盡七七’之‘女’，即承上文之‘女子’而言，并非謂年老者所生之子，何得云‘子壽亦不過天癸之數’乎?且老年之子未必不壽，亦無此理。”

胡澍根據醫(yī)理，從上下句式分析，以糾正王冰注解之誤。王冰之錯的關鍵在于他將原文“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之“男、女”上承“子”而言，故又將“八八、七七”之數曲解為子之壽數。

雖然樸學家長于考證而薄于醫(yī)理，但值得提出的是《素問》校詁家的可貴之處還在于：不僅利用自己雄厚的語言文字考證功底，為正確地闡釋醫(yī)理奠定了基礎，更能利用自己一定的傳統(tǒng)醫(yī)學知識修養(yǎng)，在嚴密考證的基礎上，對一些具體的醫(yī)學問題進行了闡釋。

如：于鬯對《素問·異法方宜論》篇中“砭石”進行了上千言的考證，核心觀點是“砭與針別”，論證詳實，首先關于砭石的發(fā)源地，原文明確指出：“東方其治宜砭石，南方其治宜微針”，王冰注：“砭石謂以石為針也”，所據是《山海經》，于鬯對《山海經》原文進行了考證，發(fā)現王冰引文有誤。其次，于鬯列舉了《內經》大量關于石與針作為兩種治療方法而并列的原文，如《素問·病能論》“有病癰者，或石治之，或針灸治之”等等；再次，于鬯對《內經》九針理論與砭石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比較，包括形狀、主治、制作等。這些論證充分證明了針與砭是兩套不同的治療工具。于鬯論點對我們今天的認識是有所啟發(fā)的，因為既然針與砭是兩套治療工具，那么，認為“砭石被金屬針具取代了”［4］的認識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參考文獻

［1］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弁言［M］.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

［2］ 宋·王應麟.玉海（卷六三）［M］.清光緒九年（1883）浙江書局重刊本

［3］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卷一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3：15.

［4］ 高忻洙主編.實用針灸學辭典［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440.

安徽中醫(yī)學院（合肥，230038） 牛淑平 指導 黃德寬 楊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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