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國龍教授講道德經第三十三章

盧國龍教授講《道德經》第三十三章

原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注解：俗話說，人貴有自知之明。這句帶有哲理韻味的常用語，就淵源于《道德經》。可見讀不讀《道德經》，《道德經》的許多智慧，都已經融化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只是對于這些智慧，我們可能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怎樣才算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何以珍貴？這些所以然層面的問題，大概只有在研讀《道德經》的時候才會引發(fā)我們的深思。

按照《道德經》的表述，自知之明可以與知人之智對應起來理解。知人的智能，融合著經驗、知識和判斷力，就像伯樂相馬一樣，對于所要觀察的對象，能夠體會其性情、判斷其行為。這樣的智慧，因頭腦里的活動而產生，是善于思索和想象的能力。而自知之明不僅需要同樣的智慧，而且還需要有一顆透脫的心靈，唯其內心瑩徹，不昧于欲，不惑于利，才可能透透亮亮地看清一個真實的自我。比較而言，知人的智慧是頭腦的用，而自知之明是頭腦與心靈的體用合一。

在歷史上，曾有許多既能知人又能自知的范例，而且由于這樣的自知且知人，成就了各自的豐功偉業(yè)。例如管仲，在齊桓公最初與他商量百官人選的時候，推薦五位參政的核心人物，“嫻熟禮儀，善于辭令，我不如隰朋，請任命隰朋為大行，主管外交。開荒辟地，蓄糧聚眾，我不如寧戚，請任命寧戚為大司田，主管農業(yè)。訓練軍隊，排兵布陣，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任命王子城父為大司馬，主管軍事。斷案平正，不殺無辜，不誣無罪，我不如賓胥無，請任命賓胥無為大司理，主管法律。犯言直諫，忠誠無畏，我不如東郭牙，請任命東郭牙為大諫之官，監(jiān)督君臣。這五人各有所長，能夠治國強兵，論單項都是我所不能及的。但要想成就霸王之業(yè)，我就在這里”（《管子·中匡第十九》）。齊桓公最終在管仲的輔佐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就得益于這個人才薈萃的核心團隊。

又如范蠡，越王勾踐第一次與吳王夫差開戰(zhàn)，輸?shù)靡凰?，只好到吳國去當人質，讓范蠡代表自己監(jiān)守越國。而范蠡說，“處理四境之內，百姓之事，我不如大夫種放；四境之外，應對敵國的方法和決斷能力，種放不如我”（《國語·越語下》）。于是種放留守越國，范蠡陪勾踐到吳國做人質，最后來了個大翻盤，越國滅了吳國。

當然，也有些人，不缺乏知人的智慧，卻未必有透亮的自知之明。例如宋真宗時的宰相李沆，知人論世都很有一套，當時號稱“圣相”，但對于自己過于保守老成的執(zhí)政格局，卻未必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他居相位的時候，就是個天下無人才的局面。有人抱怨他接待賓客常沉默寡言，不相與商議政事，而李沆回應稱，“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御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fā)吾意。自余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奬，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宋史》列傳第四十一）？盛名在外的李宗諤不行，趙安仁也不行，就證明其他的人全都不行？沒有名位的人見到他這位看上去老謀深算、莫測高深的宰相，難免會禮儀不周，這就能證明全都是無可用之才？稍后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咋就突然間人才殷盛？一個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如果不是為了名利而妒賢嫉能，那就是武大郎開店，左右都會弄得萬馬齊喑，環(huán)境消沉。所以《道德經》告誡說，知人的人固然智慧，但只有自知的人才會透亮。也只有心靈透亮，才能夠讓知人的智慧發(fā)揮正面的作用，否則，知人的智慧也可能被用于妒賢嫉能。

同樣，“勝人者有力”是外在的，是用；“自勝者強”是內在的，是體用合一。也唯其有自知之明，在精神上能夠超越小我的局礙，內心的力量才會強健，才敢于放開眼量，欣賞不同的人各展其才。

“知足者富”等等，都類似格言，很容易理解，就不多說了。

附《詩譯道德經》

（圖文轉載自大道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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