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志堅綜述 吳求亮審校
腫瘤轉移是惡性腫瘤最基本的生物學特征,是一系列具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多個步驟
相互作用的結果,最早是Liotta提出的粘附、降解、移動學說,每個步驟也是有多
個因素的共同參與,因而其具有復雜性。它是目前腫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當前
確定腫瘤轉移主要是依據(jù)常規(guī)病理切片的結果,但有些患者雖進行了根治手術,且
常規(guī)病理切片淋巴結無轉移,但隨后仍出現(xiàn)腫瘤轉移。所以單純根據(jù)常規(guī)病理切片
來進行預后的判斷往往欠科學,因此急需發(fā)展新的手段來檢測腫瘤的轉移。近年來
隨著免疫學與分子生物學的發(fā)展,為更敏感地檢測到淋巴道、血道中轉移的腫瘤細
胞提供可能,本文對該領域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常規(guī)病理學方法
淋巴結轉移的檢測通常是HE染色,但敏感性較低,一般為104~105個正常細胞
中能檢出一個腫瘤細胞,連續(xù)切片檢測能增加結果的穩(wěn)定性,最早對淋巴結的微小
轉移灶的檢測方法是連續(xù)切片法,有作者對400例乳腺癌常規(guī)切片陰性的淋巴結進
行連續(xù)切片檢測,檢出率為13%。Wilkinson和Fisher的研究表明連續(xù)切片檢測可使
檢出率提高14%~24%。但由于該法工作量大且有較高的假陰性,所以難以推廣應用
2免疫組織化學方法
2.1粘附分子
腫瘤要產(chǎn)生轉移必須先從原發(fā)灶脫落,然后游走至血管、淋巴管,與之產(chǎn)生粘
附并進入管腔才能產(chǎn)生轉移,而粘附分子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粘附分子有許多種
類,與腫瘤的轉移有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皮粘附素(Ecadherin)和CD44這兩個
因子上。
2.1.1上皮粘附素
Ecadherin是一種鈣依賴性的具有使細胞之間產(chǎn)生粘附功能的糖蛋白,是產(chǎn)
生細胞連接的分子基礎。有研究表明許多腫瘤如乳腺癌、結腸癌、胃癌、膀胱癌均
可出現(xiàn)Ecadherin的減少,Ecadherin的減少使腫瘤細胞之間的粘附力降低,腫
瘤細胞容易脫落而出現(xiàn)轉移。因此Ecadherin被看作抑制腫瘤轉移的因素[1]。
Hunt[2]的研究表明,對于較小的乳腺腫瘤,Ecadherin的表達與淋巴轉移具有
相關性,認為Ecadherin的減低是腫瘤轉移過程中的早期事件。
2.1.2CD44
另一個粘附分子CD44主要參與細胞與基質間的粘附,且參與細胞的偽足形成,
與細胞的遷移有關[3]。許多研究表明,CD44基因的表達與腫瘤的轉移具有顯著
相關性,尤其CD44v與細胞骨架的相互作用在腫瘤的發(fā)展與轉移中起著重要作用[
4]。且CD44v6陽性患者的預后顯著較差,經(jīng)多因素分析認為CD44v6是獨立于腫瘤
分期、淋巴結狀態(tài)的預后指標[5]。
2.1.3其他粘附分子
其他的粘附分子有整合素族與選擇素族。整合素族為細胞表面的糖蛋白受體,
是由α、β亞單位通過非共價鍵連接的異二聚體,可以與纖粘蛋白、層粘蛋白、膠
粘蛋白等結合,參與細胞與基質的粘附。有研究表明,惡性腫瘤細胞間粘附力降低
、侵襲力增加與整合素受體表達下降有關,Gui的研究對正常、良性、惡性乳腺組
織的整合素受體表達水平進行了比較,發(fā)現(xiàn)惡性腫瘤的整合素受體表達明顯下降,
多因素分析結果表明β1、α1、αv亞屬可作為乳腺癌腋淋巴結轉移的重要
指標。選擇素族有P、E、L三種亞型,有研究表明E選擇素在乳腺癌的轉移中起著
重要作用[6]。
2.2自分泌運動因子及受體
自分泌運動因子(AMF)是一種分子量為55KD66KD的熱溶蛋白質,它是一個家
族,通過與受體(AMFR)作用而刺激細胞運動,AMFR是一個分子量為78KD的糖蛋白,
研究證實AMF受體gp78的表達直接與腫瘤的轉移能力有關,人癌標本中的gp78表達
與臨床病理特征和病人預后有關。Maruyama[7]的研究表明101例食道癌中有55例
gp78表達陽性,它的表達與腫瘤生長方式、腫瘤大小有關,且淋巴結有轉移者gp7
8表達率較高,說明與AMFR相關的腫瘤細胞運動促進了腫瘤的生長與轉移。有淋巴
轉移的大腸癌其gp78表達率明顯增高,gp78陽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明顯低于陰性者
[8]。
3多聚酶聯(lián)反應(PCR)方法
近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多采用RTPCR法擴增外周血、
骨髓或淋巴結在正常情況下不表達的組織或腫瘤特異性mRNA,其敏感性為1×106。
因為mRNA在細胞外很不穩(wěn)定,所以一旦在組織或體液中檢測到特異性mRNA就意味著
有腫瘤細胞轉移,且有些腫瘤盡管有RNA表達但無蛋白表達,因此RTPCR法比蛋白
測定具有更高敏感性。
3.1前列腺特異性抗原mRNA
有研究者對前列腺癌的微轉移進行了研究,檢測了前列腺癌患者外周血、骨髓
或淋巴結中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表達,結果表明:在確定有轉移的患者外周血
中PSA的檢出率為40%,顯著高于無轉移的10%。且具有良好的特異性[9,10]。
3.2細胞角蛋白mRNA
細胞角蛋白(CK)是一個多基因家族,主要在上皮細胞表達,CKs有20多個不同
亞類構成,主要有CK8、CK19、CK20等,由于CK8、CK19能在正常人外周血中表達,
而CK20不在外周血中表達,所以CK20可作為有些腫瘤如乳腺癌、膀胱癌和大腸癌的
血道轉移指標[11]。Soeth用巢式RTPCR監(jiān)測了57例大腸癌患者的骨髓CK20mRN
A表達,陽性率為65%[12]。CK19作為乳腺癌淋巴結的轉移指標也取得了較好的結
果,10個常規(guī)切片陽性的淋巴結CK19mRNA也為陽性,而53個陰性淋巴結中有5個CK
19mRNA為陽性,表示有微小轉移[13]。CK是目前檢測腫瘤微轉移使用較多的一個
指標。特別是檢測食道癌與頭頸鱗癌的淋巴轉移方面,得到大家的認可。
3.3酪氨酸酶mRNA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細胞合成黑色素的關鍵酶,在正常情況下黑色素細胞不會出
現(xiàn)在外周血,所以一旦在外周血檢出酪氨酸酶可提示有血道轉移。Wang[14]對2
9例黑色素瘤患者的區(qū)域淋巴結,其中一半作HE染色,不確定時作HMB45或S10
0免疫組化染色,另一半作酪氨酸酶mRNA的RTPCR檢測。29例臨床Ⅰ、Ⅱ期黑色素
瘤常規(guī)病理檢查有11例淋巴結陽性,而檢出酪氨酸酶的有19例,18例陰性的淋巴結
RTPCR陽性有8例,平均隨訪1年后,這8例患者全部復發(fā)。因此酪氨酸酶mRNA的R
TPCR對于判斷術后是否需要全身化療以及化療效果具有指導意義。有研究者報道
,應用RTPCR法能敏感地檢出黑色素瘤免疫治療后患者血與骨髓中的殘留細胞,
對預示復發(fā)及探討復發(fā)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3.4腫瘤排斥抗原mRNA
腫瘤排斥抗原MAGE也被列為腫瘤轉移指標,有研究表明,94%的食道癌,81%的
大腸癌,80%的乳腺癌,83%的胃癌在12種MAGE基因亞型中至少有一種陽性。在14例
常規(guī)病理檢查為陰性的淋巴結中,有7例MAGE陽性,其中有5例出現(xiàn)血管侵襲。該方
法的特異性高,假陽性率很低,但由于有12種基因亞型給實驗操作帶來困難。
3.5癌胚抗原mRNA
癌胚抗原CEA曾被廣泛用于惡性腫瘤的診斷,近來有研究表明檢測外周血中CE
AmRNA的表達可以作為是否存在血道轉移的指標,31例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有26
例外周血CEAmRNA的表達陽性[15]。從102例消化道腫瘤、乳腺癌的606個淋巴結
中進行CEA檢測發(fā)現(xiàn),常規(guī)組織切片淋巴結陽性率為16%,而CEA診斷陽性率為56%。
從預后結果來看,CEA與組織學診斷的陽性率在根治切除患者中分別為64%與4%,在
相對治愈切除患者中分別為85%與37%,在姑息切除患者中分別為100%與86%,在復
發(fā)患者中分別為100%與85%。由此可見CEAmRNA可作為一個重要的檢測指標。Mori[
16]對13例大腸癌患者的117個淋巴結進行了CEAmRNA檢測,發(fā)現(xiàn)88個常規(guī)檢測陰性
的患者淋巴結有47個淋巴結CEAmRNA陽性。該作者還對65例消化道腫瘤及乳腺癌患
者的406個淋巴結進行CEAmRNA的RTPCR檢測并進行了隨訪,微轉移率為40.1%,有
淋巴轉移的15例患者6例復發(fā),29例有微轉移的患者4例復發(fā)。21例無微轉移患者無
復發(fā),這進一步說明了CEAmRNA的重要性[17]。
3.6蛋白溶解酶類mRNA
癌細胞合成和釋放溶解酶是促進癌細胞從瘤體分離繼而引起轉移的一個重要因
素。腫瘤部位細胞外液中許多酶活性增高,如肽酶和組織蛋白酶,這些酶多來自于
癌細胞的溶酶體,也可來自腫瘤壞死區(qū)的巨噬細胞,這些酶在癌細胞分解細胞外基
質與松解細胞粘附中起重要作用。
3.6.1內(nèi)糖苷酶mRNA
內(nèi)糖苷酶能特異地降解基底膜成分硫酸乙酰肝素,該酶的活性與一些腫瘤細胞
的轉移能力有關[18]。
3.6.2Ⅳ型膠原酶mRNA
Ⅳ型膠原是基底膜的主要成分,它能被Ⅳ型膠原酶特異性水解,它至少有三種
不同形式,它不僅能降解Ⅳ型膠原,還能降解Ⅴ、Ⅶ、Ⅸ、Ⅹ型膠原,纖粘蛋白,
彈性蛋白及白明膠。有研究發(fā)現(xiàn),該酶的水平在許多高轉移性腫瘤細胞中增加,因
此該酶在腫瘤的侵襲與轉移中起著重要作用。在小鼠雜交瘤細胞和癌基因轉染的細
胞中,Ⅳ型膠原酶的表達與轉移能力相關。Pyke等利用原位雜交發(fā)現(xiàn)在大部分浸潤
型基底細胞癌和鱗癌中可見Ⅳ型膠原酶的mRNA表達[19]。有研究者對高轉移與非
轉移口腔癌細胞株的金屬蛋白酶2(MMP2)表達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高轉移口腔癌細胞株
主要表達MMP2,且MMP2的活性與淋巴轉移和對局部下頜骨侵襲顯著相關[20]。
3.6.3血纖維蛋白溶酶原激活酶mRNA
血纖維蛋白溶酶原激活酶(PA)是一種特異性的絲氨酸蛋白酶,它催化非活性血
纖維蛋白酶轉化為活性血纖維蛋白酶。血纖維蛋白酶是一種廣譜蛋白酶。它催化血
纖維蛋白、粘連蛋白及層粘連蛋白。還能活化潛在的蛋白酶。它以組織型(tPA)
與尿激酶(uPA)型兩種形式存在,它們的功能是不同的,參與癌侵襲與轉移的是
uPA。
3.6.4組織蛋白酶B、DmRNA
組織蛋白酶B、D是溶酶體蛋白酶,參與對細胞外基質的溶解,有一些實驗結果
表明,它們也與腫瘤轉移有關[21]。
3.7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C及受體mRNA
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VEGFC)是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家族中的一員,是近年來才
被發(fā)現(xiàn)的一種生長因子。Jeltsch[22]發(fā)現(xiàn)轉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C基因鼠皮下出現(xiàn)
大量擴張淋巴管,這才確立了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C在淋巴管生成中的重要地位。它
可由腫瘤細胞或基質細胞產(chǎn)生,作用于淋巴管內(nèi)皮細胞上的酪氨酸激酶受體(flt
4)而后出現(xiàn)淋巴內(nèi)皮細胞增殖。這樣,對腫瘤淋巴轉移的分子機制有了新的、更進
一步的認識。有研究者運用原位雜交技術對前列腺癌的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C(VEGF
C)及受體的表達進行了研究,發(fā)現(xiàn)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C及受體mRNA表達在淋巴結轉
移陽性組明顯高于陰性組[23]。Kurebayashi[24]對乳腺癌的VEGFA、B、C、
D的mRNA進行PCR檢測,發(fā)現(xiàn)淋巴結轉移陽性組只表達VEGFC,這進一步說明了VE
GFC在淋巴轉移中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作者發(fā)現(xiàn)在惡性間皮瘤中VEGFC的表達與
淋巴轉移無關[25]。在這一方面還存在較大的爭論。我們認為從理論上說既然腫
瘤淋巴轉移是腫瘤細胞脫離原發(fā)部位,通過腫瘤周圍淋巴管游走至淋巴結,且有充
分證據(jù)證明VEGFC是與淋巴管增生有關,那么VEGFC很可能參與腫瘤轉移的過程
,這當然需要研究的更進一步證實。
4基因水平分析方法
腫瘤基礎研究表明,腫瘤細胞轉移須通過多個步驟才能完成,且每個步驟多由
多個基因共同控制,只有在轉移相關基因與轉移抑制基因平衡失調(diào)才最終決定是否
導致轉移。近年來有關該領域的研究一直是腫瘤基礎研究的熱點。由于腫瘤的發(fā)生
發(fā)展與癌基因的激活有關,所以部分癌基因的表達可能與腫瘤的轉移有關。1984年
Vousden等發(fā)現(xiàn)小鼠淋巴瘤有了活化的cKras基因表達時,同時也就獲得了轉移
性。1987年Collard以人的cHras癌基因轉染非侵襲性、無轉移能力的小鼠BW5
147T淋巴瘤細胞,發(fā)現(xiàn)轉染后的細胞侵襲力增高,將這種細胞經(jīng)尾靜脈注射,可發(fā)
生肝、腎等器官的轉移,且這種轉移與細胞的ras基因的表達水平有關。有研究者
用fos基因轉染大鼠3Y1細胞,可使其獲得較高的肺轉移能力。
隨著近年來對癌基因的臨床意義的闡明,一些癌基因不僅可作為腫瘤的常規(guī)診
斷指標,而且可被列為轉移的指標。原癌基因RET可作為轉移性髓樣甲狀腺癌的診
斷指標[26];Zhang[27]的研究表明P53基因突變可作為結直腸癌淋巴結轉移的
前兆,而在頭頸部鱗癌中P53基因的過表達也有明確的診斷意義:P16往往表達在轉
移的淋巴結中[28];cerbB2已被列為膀胱癌、乳腺癌、卵巢癌的惡性指標;
最近有研究發(fā)現(xiàn)口腔與肺鱗癌中有cerbB2的過表達[29]。有研究者[30]從
鼠高轉移乳腺癌細胞中篩選出轉移相關基因mtal,它在高轉移乳腺癌細胞株中的表
達比低轉移株高4位,且與轉移潛能有關。還有研究者[31]發(fā)現(xiàn)cMyc與Bcl2
基因在乳腺癌中的共同表達與淋巴轉移有關。
5展 望
腫瘤轉移一直是腫瘤基礎研究的熱點,隨著近年來分子生物學的發(fā)展,在該領
域研究取得了突破,但怎么找到更敏感,更具特異性的指標始終是腫瘤研究工作者
的奮斗目標。敏感性提高的同時怎樣降低假陽性率,確定腫瘤微轉移與個體的預后
之間的關系,以及闡明腫瘤轉移相關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還需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
,總之,隨著腫瘤轉移相關機理因素的進一步闡明,必將對腫瘤轉移的早期診斷、
治療方案的選擇及預后的判斷帶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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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NA發(fā)生損傷和突變時,為了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細胞內(nèi)有多種DNA損傷修復機制維持細胞基因組的穩(wěn)定性;一旦細胞喪失了有效修復DNA損傷的能力,就可能發(fā)生三種反應:細胞衰老、細胞凋亡和細胞癌變。
在DNA損傷中, 最嚴重的損傷是單鏈斷裂和雙鏈斷裂 ,不過單鏈斷裂更常見。這些斷裂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準確的修復,會使基因組變得不穩(wěn)定,進而引起癌變,甚至直接導致細胞死亡。而對于雙鏈斷裂而言,它雖然少,但是情況更嚴重,如果不能及時修復,細胞的DNA就會變得不穩(wěn)定,細胞最終走向死亡。
雙鏈DNA斷裂有兩種主要的修復方式。一種是 非同源末端連接(NHEJ) 修復,它更像個緊急救火隊長,先不管修復的對不對,把斷掉的DNA連上再說。這種方法最 主要的優(yōu)點是快,但是非常容易出錯 ,一旦出大問題,對細胞來說有可能就是毀滅性的打擊。另外一種是 同源重組(HR) 修復途徑,參與這種修復方式的蛋白非常之多例如BRCA、ATM、RAD51等等,其中 最為人所熟知的是BRCA蛋白 。這種修復方式像外科手術,是一種高保真、無錯誤的修復方式。
同源性重組修復( HRR)是重要的DNA雙鏈修復機制。暴露在電離輻射和其他DNA損傷因子下引起的DNA雙鏈斷裂(DSBs)是HRR的強誘導劑,可以啟動HRR過程。與其他修復方式相比,HRR利用細胞內(nèi)的配對染色體DNA序列相似的特性,可以獲得精確修復的效果。HRR是一條涉及到多個步驟的復雜的信號通路,DSBs啟動的幾種HR通路已經(jīng)被闡明 [1] 。
HRD 通常指細胞水平上的 HRR 功能障礙狀態(tài),當 HRD 存在時,DSB會過度依賴非同源末端連接(NHEJ)、微同源末端連接(MMEJ)和單鏈退火途徑(SSA)等低保真、高易錯的替代性 DNA 損傷修復途徑,從而極可能造成核酸序列的插入/缺失,拷貝數(shù)異常,并引起染色體交聯(lián),造成基因組和染色體不穩(wěn)定 [2] 。HRD 可由 HRR 相關基因胚系突變或體細胞突變以及表觀遺傳失活等諸多因素導致。
HRD 會產(chǎn)生特定的、可量化的、穩(wěn)定的基因組改變,其中包含可被鑒別的基因突變、插入/缺失模式,以及染色體結構異常、基因拷貝數(shù)變異等,這也是當前構建HRD臨床檢測方法的理論基礎。同源重組修復缺陷(HRD)已成為晚期卵巢癌患者臨床應用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劑的新型生物標志物,也可能對乳腺癌、前列腺癌等腫瘤的 PARP 抑制劑和鉑類藥物的臨床用藥具有指導價值。
惡性腫瘤中 HRD 的發(fā)生率與腫瘤部位、組織學類型及其所采用的檢測方法密切相關。對轉移性(n=3504)和原發(fā)性(n=1854)泛癌種隊列的全基因組測序(WGS)通過 CHORD 算法分析,結果顯示,在轉移性癌中,HRD 的發(fā)生率為6%,其中在卵巢癌中的發(fā)生率(30%)最高,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胰腺癌中發(fā)生率(12% ~13%)相當,而在其他腫瘤中少見;HRR 相關基因突變頻率為 6%,以卵巢癌(30% ~ 50%)和乳腺癌(12% ~ 24%)最常見,其次 是 胰 腺 癌(7.3% ~ 13.0%)和 前 列 腺 癌(5.3% ~ 13.0%) [3] 。
HRD 是較穩(wěn)定的惡性腫瘤分子標記。對來自32 例早期乳腺癌的 81 個穿刺活檢小標本進行 HRD評估,同一腫瘤不同穿刺活檢標本間 HRD 評分具有高一致性(R 2 =0.98) [4] 。配對分析來自 50 例患者的原發(fā)性以及復發(fā)性卵巢癌組織的 HRD 狀態(tài),發(fā)現(xiàn)同一患者的原發(fā)和復發(fā)組織的 HRD評分也具有高一致性(R 2 =0.93) [5] 。
HRD 的臨床檢測方法可分為三大類:HRR 相關基因突變檢測,基因組瘢痕與突變譜系分析以及HRD 功能性檢測。下表總結了一些相關的研究 [6-7] 。
目前全球已有多種 PARP 抑制劑獲批上市,如由FDA批準的奧拉帕利(Olaparib),魯卡帕利(Rucaparib),尼拉帕利(Niraparib),他拉唑帕利(Talazoparib)以及近期由 NMPA 批準的氟唑帕利(Fluzoparib)和帕米帕利(Pamiparib)等,已相繼在卵巢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胰腺癌等腫瘤中獲批諸多適應證,與此同時,HRD臨床檢測作為 PARP 抑制劑重要的療效預測標志物也得以迅速發(fā)展。
在 QUADRA 研究中,HRD 陽性隊列的 98 例患者接受尼拉帕利治療的客觀緩解率(ORR)為 24%,中位預期緩解持續(xù)時間(DOR)為8.3個月 [8] 。PAOLA?1研究中 HRD 陽性患者接受奧拉帕利+貝伐珠單抗或貝伐珠單抗單藥一線維持治療的中位 PFS 分別為37.2個月和17.7個月,而HRD陽性且BRCA突變陰性患者的中位 PFS 分別為 28.1 個月和 16.6 個月 [9] 。在PRIMA研究中,HRD陽性/BRCA突變型組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降低60%,HRD陽性/BRCA野生型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降低 50% [10] 。上述 3 項研究均采用Myriad myChoice? CDx確認腫瘤HRD狀態(tài),HRD陽性定義為腫瘤BRCA1/2突變和(或)GIS評分≥42分。
ARIEL3研究采用FoundationOne CDx(F1CDx)檢測LOH 確定 HRD 狀態(tài),其中 LOH 高的閾值為≥16%,HRD陽性定義為BRCA突變型或BRCA野生型但LOH高。探索性分析結果顯示,魯卡帕利維持治療組 LOH高的患者較 LOH 低的患者中位 PFS 延長(9.7 個月 vs6.7個月,P=0.0338),而安慰劑組中,LOH 高組與 LOH低組患者的中位PFS均為5.4個月 [11] 。
PROfound 研究結果顯示奧拉帕利可降低攜帶BRCA、ATM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突變的mCRPC患者66%的疾病進展或死亡風險,經(jīng)獨立評審委員會評估攜帶 BRCA、ATM、BARD1、RIP1、CDK12、CHEK1/2、FANCL、PALB2、RAD51B/C/D 和 RAD54L 等其他 HRR基因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突變的患者 PFS 均可改善 [12] 。
除此之處目前基于 Myriad myChoice?CDx、FoundationFocusTM CDx或類似方法進行乳腺癌、胰腺癌 HRD 狀態(tài)評估的臨床應用也還在不斷探索中。
如何提高腫瘤標志物檢查結果的準確性
惡性腫瘤標志物升高不一定都是腫瘤,有的可能是生理性或良性疾病;同時也有部分惡性腫瘤其腫瘤標志物為陰性。這些敏感性或特異性不高的腫瘤標志物檢查,給臨床決策帶來了困擾。那么,如何能夠提高腫瘤標志物檢查結果的準確性呢?下面是我為大家?guī)淼娜绾翁岣吣[瘤標志物檢查結果的準確性的知識,歡迎閱讀。
胰腺癌
研究顯示,聯(lián)合檢測糖類抗原19-9(CA19-9)、糖類抗原242(CA242)及癌胚抗原(CEA)可提高胰腺癌診斷的特異性,CA19-9和CA242聯(lián)合檢測,對胰腺癌的治療效果評估和預后判斷更有價值。胰腺癌未轉移組CEA、CA19-9和CA242聯(lián)合檢測對胰腺癌的診斷敏感性為74.5%,特異性71.2%,優(yōu)于單項檢測。
肺癌
肺癌患者的血清CA242含量較低,但CEA+CA242聯(lián)合檢測時,肺癌陽性率明顯高于各單項檢測的陽性率,其中CEA+CA242組達到61.5%。
有針對性地對腫瘤標志物進行檢查
根據(jù)病史,對體檢發(fā)現(xiàn)可疑有惡性腫瘤的患者,應進行有針對性的腫瘤標志物檢測。
例如對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長期陽性的高危人群,應每6個月做一次甲胎蛋白(AFP)和B超的聯(lián)合檢查,可使肝癌的檢出率高達95%以上;若發(fā)現(xiàn)AFP輕度升高而B超未見占位者,應定期追蹤復查,必要時補做CT、磁共振成像(MRI)、肝血管造影以提高早期診斷水平。
對有惡性腫瘤家族史者,根據(jù)其家族腫瘤部位對惡性腫瘤標志物進行有選擇性的檢查。
在惡性腫瘤術前、術后定期復查,動態(tài)觀察惡性腫瘤標志物的變化,指導治療和評估預后。
對在體檢中發(fā)現(xiàn)的腫瘤標志物升高者,要追蹤檢查,以明確診斷。
腫瘤標志物動態(tài)變化,對診斷意義大
腫瘤標志物監(jiān)測值呈逐漸上升趨勢,則惡性腫瘤可能性大;腫瘤標志物監(jiān)測值呈逐漸下降趨勢,則惡性腫瘤可能性小。
惡性腫瘤手術后腫瘤標志物下降或降至正常,動態(tài)觀察中腫瘤標志物又升高,則復發(fā)或轉移的可能性大。
腫瘤標志物檢查與臨床表現(xiàn)以及相關檢查綜合評定
當發(fā)現(xiàn)某一些腫瘤標志物升高,一定要了解患者的一般病史,進行體檢和相關檢查,做出初步診斷。
同時監(jiān)測相關指標的意義
有報道顯示,對良性肝病患者,在AFP升高病例中有90%者其AFP<1000mg/L,AFP在21~200mg/L者占55%;而在AFP陽性的肝癌患者中,亦有49%者其AFP在21~200mg/L?;顒有月愿窝缀吐愿斡不±?,AFP呈低濃度升高,但不超過200mg/L,常見有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明顯升高,與AFP量呈同步關系,一般在1~2個月內(nèi),AFP隨著病情好轉及ALT下降而下降。
因此,若AFP呈低濃度陽性持續(xù)達2個月或更久,且ALT正常,則應特別警惕亞臨床肝癌的存在。
對原發(fā)與轉移性病變的鑒別
當結直腸癌、胃癌、胰腺癌、肺癌、乳腺癌轉移到肝臟,可有AFP升高,其升高幅度很少超過100mg/L,極少超過500mg/L,但CEA檢測值明顯升高,因此可作為原發(fā)與繼發(fā)肝癌的鑒別。另外,臨床上有原發(fā)癌病史,無肝病背景,影像學檢查有肝內(nèi)大小相仿、散在的`多發(fā)占位者提示繼發(fā)性肝癌。
在腫瘤標志物升高時,為了明確診斷,常常進行CT、MRI、正電子發(fā)射計算機斷層掃描(PET/CT)或病理學檢查等。
影響腫瘤標志物檢查結果的其他因素
從留取標本開始的全過程中任一環(huán)節(jié),例如采集標本時間、采集標本類型、部位以及患者的準備情況等都影響結果。
采集時間點
某些腫瘤標志物在特定時間不宜檢查,如糖類抗原125(CA125)在女性月經(jīng)期中,前列腺特異抗原(PSA)在進行前列腺物理檢查、膀胱鏡檢查、前列腺活檢后不宜檢查。
如果不能在上述檢查之前采血,應在檢查1周后進行PSA檢測。
應盡可能避免在輸液過程中采血,輸液不僅使血液樣本稀釋,同時輸入的液體成分也可干擾檢測,對于輸注脂肪乳的患者,建議在輸注完成后的8~12個小時再行采血檢驗。
合并特殊疾病時的注意事項
通常來講,肝臟及腎臟疾病可引起腫瘤標志物升高,感染等良性病變有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檢測值的升高。
此外,化療早期會出現(xiàn)腫瘤標志物水平的短暫升高,在采血檢測時都應加以考慮。
其他注意事項
采集標本時,應嚴格執(zhí)行無菌操作,不可混進防腐劑、唾液、皮膚碎屑等其他物質,以免影響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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